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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是只管祝寿啊!”
周总理是处理内政外交重大问题的高手，深得毛主席的信任和倚重。在第一次访苏中，表现得非常充分。
毛主席第一次访苏，无论政治上还是外交上都具有重大意义。这次访问的成功是与周总理的鼎力协助分不开的。作为卫士我从始至终跟随在毛主席身边，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毛主席在一次与少奇、总理研究访苏一事时，总理说：“今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同志70寿辰的生日，苏联准备庆贺。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和政府领导人都要到莫斯科去为斯大林同志祝寿，主席选择这个时候去苏联很适合。”
毛主席却半开玩笑地说：“我可是只管祝寿啊!有关中苏双方的会谈、协定、签约之类的事情，还得靠你这位政务院总理了。”
周总理很了解主席的情况，也很理解毛主席的心情。他深知建国前后毛主席特别劳累，体力不支，需要休息，恢复体力。他诚恳地表示：“主席可以先在苏联休息一段时间；有关中苏双方商谈的具体工作，我到苏联后按主席的意见和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去办。”
“好哇!这样我心里就踏实了。”毛主席高兴地说。同时又叮嘱总理在国内要做好充分准备并与苏方及时联系。
对于毛主席的访问，斯大林和苏联党、政府高度重视，并给予最高规格的接待，祝寿活动也是很成功的。但在会谈、签约等方面由于种种原因并不顺利。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斯大林终于搞明白了毛主席这次访问的意图和打算：他要搞一个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即废除旧约，签订新条约，而且这些具体工作一定请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前来处理。
这些前提性的问题决定后，毛主席电告国内的周总理，并商定了工作日程。此后他才放心到列宁格勒等地参观。
1950年1月20日，周总理一行抵达莫斯科。
由于准备充分，到莫斯科第三天，即1月22日，便开始了正式会谈。毛主席、周总理与斯大林会谈；李富春、王稼祥与维辛斯基会谈。师哲任翻译。
会谈中，涉及很多重大问题，如新旧条约问题、中长铁路问题、旅顺港问题、贸易问题，以及所谓的第三国公民进入中国东北和新疆地区问题，双方进行了充分讨论。总的说会谈还是顺利的，在每个重大问题的会谈中，常常是斯大林让中方先发表意见，而中方的原则意见又常常是毛主席先提出来，再由周总理具体说明，或与苏方讨论。在个别问题上斯大林和苏方表现出大国沙文主义倾向，对此，毛主席和周总理在原则问题上则据理力争，决不让步。
苏方感慨毛周“相得益彰”
整个会谈，周恩来始终是中方的主要发言人。条约的具体内容和文字表述，主要由周总理和莫洛托夫、米高扬商定。而在这些本来是双方共同进行的工作中，周总理也是主要角色。如《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草拟，开始由苏方根据双方达成的意向行文。草稿写出后，中方不满意，认为有些内容没写进去，有的内容表述得不理想。中方决定由自己重搞一个文稿。于是周总理亲自动手，他用两天时间草拟了条约文本，苏方看后表示满意。他们没想到中国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起草出这样高水平的文件。后来，一位苏方人员颇有感慨地说：“你们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配合默契，相得益彰，真是少有的领袖人物啊!”
毛主席访苏期间，斯大林曾给毛主席打过三次电话，一方面询问生活和身体健康情况，一方面询问这次访问有什么打算和要求。由于种种原因后一个问题在一段时间里并没沟通好，双方都很焦急，甚至产生错觉和疑虑。当毛主席坚定而明确地表示：“一切由周恩来商谈办理”时，斯大林才明白主席的想法，并改变原来不想让周总理参加谈判的想法。周总理来后，会谈进展顺利，斯大林再没有来过电话。大概斯大林才搞明白毛主席对周总理的信任，以及两人在重大问题上的地位和角色。
毛主席后期的轻松和愉快还表现在会谈中，毛主席管原则、管方向，周总理管操作、管细节；毛主席听得多，说得少；周总理做得多，汇报多。
有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后期毛主席有心情去看“彼得大帝”等电影，去研究“拿破仑”。而正是这个时候在周总理参与下谈成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
周总理的外交风采是举世公认的，我们举办的酒会便是“好戏”之一。
条约和协定签字后，中方要以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的名义举行答谢宴会，斯大林破例出席。宴会规格很高，高朋满座，气氛极其热烈。斯大林和毛主席成为大家注目的中心人物。其中周总理祝酒词在宴会中又掀起了一个高潮。根据酒会事先安排由周总理致祝酒词，由费德林担任翻译。事先总理把发言稿给费德林看过，并由他译成俄文拿在手中。总理临场讲话，没拿发言稿，2000多字的祝酒词竟说得与原稿一字不差，费德林翻译和表达得也好，赢得一阵又一阵的掌声。后来人们把总理不用稿的祝酒致词的精彩表演传为美谈。
总之，这次访苏的成功确实是毛主席和周总理携手合作，共同写出的一篇精彩文章。他们的思想是那样的一致，行动是那样的协调，配合是那样的默契，结果是那样的成功，真让人叹为观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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