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功：在习老身边工作20年

习仲勋同志遗像

　　岁月易逝，不觉我离开老领导习仲勋身边已经十多年了。回顾我在他身边工作20年的日日夜夜，不禁浮想联翩，感慨万端。

　　1950年3月，我在西安由青年团西北工委调到中共中央西北局给习仲勋当秘书，直到1964年。由于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党内斗争的原因，他被无辜戴上了“反党分子”的帽子，随后下放到河南洛阳，我则全家下放到山东济南。从此我们天各一方，分开了14年。1978年4月他任广东省委书记，重又把我调到他身边继续当秘书，直到1984年5月。我内心一直深深感激老首长对我的莫大信任和关怀。我的成长与他的言传身教、亲切教导是分不开的。

　　在这前后长达20年的时间里，他的职务变动过许多次，但是不管他工作怎么变动，担任什么职务，从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西北军政委会副主席，到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秘书长、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我一直称他习书记。20年相处，他是我的首长，是我心目中的好书记，又是我的良师益友，我们建立了革命的深情厚谊。他的几个孩子自小就亲切地叫我张叔叔，长大工作了，也依然叫我叔叔，亲如家人。这20年是紧张战斗的20年，也是我与习书记亲密合作不断学习进取的20年。

　　我初当秘书的职责是收发文电、抄写文件、处理群众来信、接待来访，后来又兼管生活及保卫，参与起草文件等。多年相处，深切感到他忠于党中央、忠于党的事业，对工作极端地负责任，对干部和人民群众极端地热忱。

　　在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期间，他是周恩来总理的好助手、好管家，无论大小事情，方方面面，凡安排会议、处理文件、解决问题等等，只要经过他的手，都办得妥妥贴贴；起草文件、写讲话稿，更是字斟句酌，反复推敲，甚至文件发出去了，还在思考有无不妥之处，有时竟要我取回来重新改过，周密仔细到如此程度！他一贯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博得了周总理的赞许。后来，他在担任广东省省委书记、省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期间，都始终保持了这种优良的工作作风。

　　他一向对人诚挚宽厚。不论在西北、在中央，还是在广东，他在工作中结交了各族各界各阶层的许多朋友，特别是不少党外知名人士，如张治中、傅作义、张奚若、邓宝珊等，还有少数民族及宗教界的上层人物，如十世班禅大师、黄正清、喜饶嘉措等，真正做到同他们坦诚相见，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成为挚友。大家一致赞誉他是统战工作的典范。

　　原民革中央主席屈武先生，是他的陕西老乡，又是老朋友，一次去家里看望他，新上岗的门卫战士不认识，被挡了驾。这位老朋友进去后先不说缘由，见面头一句就对习书记略带讽意地说：“贵府真是侯门深似海啊！”习书记起初不知道这话从何说起，当弄明白是门卫慢待了他时，当即向他赔情道歉，两人一笑了之。

　　建国初期，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典礼局局长的党外人士余心清先生，和习书记共事多年。1958年秋，余心清和周总理的秘书许明、国务院秘书厅副主任丁乃光等一起去西北几省考察，一路深入基层、开会座谈、听汇报、参观工农业生产。习书记对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运动中的浮夸风、瞎指挥，很有看法。在批评这方面冒进蛮干的同时，也对地方工作提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文革”初期，余心清被造反派当成“牛鬼蛇神”揪斗，不仅身心受到摧残，人格也受到莫大的侮辱，终于不堪忍受而愤然自杀。事后习书记非常惋惜地对我说：“余心老是一位跟着党走的高级知识分子，刚直不阿，为人正派。‘士可杀不可辱’，他哪能受得了那种侮辱呢？我那时要是在北京，开导开导他，兴许就不会走这条路了。”

　　习书记的一位亲密战友，曾因在一些问题上意见不尽一致，一度疏于来往。但习书记却与人为善，不计前嫌，宽容大度，从不说人家一个不字，反而总是念叨他的长处和优点。当这位战友病故时，他不仅亲往吊唁，沉痛哀悼，而且亲切慰问其家属，帮助妥善处理后事。至今许多党内外朋友谈起习书记，都念念不忘他们合作共事的旧情厚谊，并异口同声地称赞说：习书记是个好领导。

　　习书记不仅在国内广泛地联系和团结党外人士，模范地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还把统战工作做到国外。1979至1981年，我跟他几次出访澳大利亚、美国、芬兰、瑞典、挪威、丹麦等国，在各国海外侨胞举行的欢迎宴会和座谈会上，他畅谈国内外形势及祖国的日益繁荣强大，讲爱祖国、讲大团结及祖国统一的必要性，并欢迎海外侨胞回大陆观光和投资。1981年，到瑞典出访时，适值“台湾行政院侨务委员会委员长”毛松年在那里召开“欧洲华侨代表会议”，他认为这是作国民党工作的好机会，便让华侨代表给毛松年捎信说“如果毛松年愿意见我，我乐意见他，谈两岸三通，谈和平统一，什么都可以谈，都是中国人嘛！”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谋求和平统一祖国的博大胸襟。

　　他体贴关心干部，无微不至。对犯错误的同志批评是很严厉的，但又是真心爱护，热情帮助，从不整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在工作中，他保护了许多干部。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曾有人攻击说他包庇“历史反革命张某某”，袒护“特务王某某”。历史验证全不是事实。

　　原青海省省长孙作宾，也是一位革命老同志了，1957年被打成右派，降为省图书馆馆长，情绪低落。在那个年代，党要求人们要同右派划清界限。出于保护自己的原因，大家都怕与右派分子接触。在他处境极为困难、急需人帮助的时候，习老于1958年来到青海视察工作，特地不避嫌地看望了他，给了他以莫大的精神安慰和鼓励。

　　“文革”期间，西安造反派把习书记从洛阳揪到西安批斗，一度关在西北大学。1967年夏秋之际，陕西师范大学红卫兵把我从济南也揪到西安，要我配合他们提供习书记的所谓反党材料。一次，西安某个造反派组织在陕师大礼堂召开“拼刺刀会”批斗习书记，把我也带到会场。红卫兵不懂政策，一味蛮干，胡批乱斗，他们硬要习书记交代“反党”罪行。在场有的人揭发习仲勋1959年率团出访苏联会见赫鲁晓夫，并质问“为什么赫鲁晓夫要见你？”，以后又到东德拿望远镜瞭望西柏林，有里通外国的嫌疑；还揭发习书记家里设有秘密电台等等，逼他当场表态交代。习书记辩解说：“出访苏联会见赫鲁晓夫、在东柏林瞭望都是事实，但绝无里通外国和私设秘密电台之事。”造反派听了很不满意，既呼“打倒”，又喊“砸烂”，不依不饶，万般凌辱。我亲眼目睹了这次“拼刺刀会”的全过程，不禁心酸落泪，痛心疾首，向天发问：习书记老革命何罪之有？竟受这般侮辱。事后，习书记对红卫兵小将不但无怨无恨，还开脱说：“他们年轻幼稚，革命道理懂得不多，单凭一股热情，容易受蒙蔽上当，不能怪罪他们。”对于当场揭发问题的人，习书记也不计较，并帮助他解决困难问题。这反映了一位政治家的大度和宽广胸怀。

　　同志有病住医院，无论是同级或下级，他工作再忙也要抽空去探视慰问，处处体现党的关怀和温暖，大家心里感到热乎乎的。他善于与群众打成一片，群众心里有什么话都愿意跟他谈，毫不拘束。过去的战友、同事，基层的干部群众，凡是到了北京或者广东，他都挤时间热情接见他们；有经济困难的，特别是来自革命老区、对革命有过贡献的群众，还帮他们买票送上火车，并给以必要的补助。他把这看作是密切联系群众、了解下情的极好机会。群众称赞习书记官做大了，没有一点架子，一样平易近人。回忆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之所以带领部队能打胜仗，解放初期他领导西北地区民主革命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除了战略、战术和中央政策对头以外，主要还得益于他的为人和有一个良好的群众基础。

　　习书记一言一行，很注意政治影响。他对自己、对亲属、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求很严。他的住宅已经很破旧了，硬是不让粉刷维修，家具、沙发、地毯陈旧了，也不让更新。他很注意节约，绝不铺张浪费。

　　1958年春天，他和周总理、彭老总一起去河南三门峡，召集豫、陕、晋三省领导人开会，研究三门峡水库坝高问题。会后到三门峡、陕县、偃师县参观座谈，接见干部和群众，他一直在总理及彭老总的后面，有意避开记者镜头，不让突出报道自己，反映了他非常之谦恭。

　　他讨厌摆谱，反对搞形式主义。几次出国访问，或是下基层调查研究，既不带警卫员，也不带医生护士，只带必要的工作人员。我跟他几次出差，都是身兼数职，既是秘书，又是警卫和勤务员。下乡时，不事张扬，轻车简从，只允许少数地方官员陪同，绝不前呼后拥，尽量减少地方麻烦。1958年秋，他到陕西省基层视察工作，代表国务院到蒲城等县探望下放劳动锻炼的机关干部。地方干部好心组织群众及小学生打着小旗敲锣打鼓夹道欢迎，他发现后非常恼火，严厉地批评他们这种做法，说干部搞特殊化是不正之风，此风绝不可长；又说他虽然“官”做大了，也只是一个人民公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何必兴师动众搞这一套。说得他们都不吱声，欢迎的人群也偃旗息鼓悄声散了。

　　1978年4月他到广东任省委书记时，特别不适应酷暑，到了夏天，热得大汗淋漓。那时省委只有常委会议室有空调器，他的办公室及住处只有风扇，酷热难熬。澳门知名爱国人士、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马万祺先生见此情景，就好心主动给广东省委送了3台空调器，指名分给习书记一台。省委接待处通知我去取回后，我以为习书记定能收下马先生的馈赠，谁知他坚决不同意接受，当即叫我原封不动地送回省委接待处，让装到省委会议室大家享受。他就是这样廉洁自律，不搞特殊化，与广大干部同甘共苦。

　　1978年秋，习书记在广州开完干部会以后，随即到粤东地区搞调查研究，每到一县，都有县委书记、县长一班人远远地在边境迎接，最后离开时，县委原班人马又远送出境，好像是早已有的一种礼仪，大家不以为然，习书记却非常反感，认为劳民伤财，脱离群众，影响很坏，坚决制止了这种做法。

　　在广东任职3年期间，习书记无论上班、开会、下乡，即就是参加外事活动，一直坐的是一辆小面包车，机关给他配备豪华进口小轿车，他坚决不要。杨尚昆同志随后到广东任省委第二书记时，也同他一样坐小面包车。两位老革命、老同志如此艰苦朴素，给广大干部作出了榜样。

　　习书记初到广东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当时“文革”结束才一年多，千头万绪，百废待兴。既要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稳定局势；又要狠抓工农业生产，改善群众生活；更要筹划改革开放，向中央要权，“杀出一条血路”，创办特区。群众知道他从前曾经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因此对他期望甚高，形象地说他和杨尚昆加在一起“吨位重”。1979年初，我收到大量给习书记的群众来信中，有一封不署名信指名批评他“习以为常”，意思是他初来时劲头很大，后来雷声大，雨点小，政绩不突出。习书记在一次干部大会上公开讲了这封信，表扬了写信人敢于进言的精神，他说批评对他是个鞭策，提醒他戒骄戒躁，更好地工作。习书记讲话以后，这件事很快流传开来。群众反映他作为省委第一把手敢于开诚布公作自我批评，说明他作风民主，心底无私，为大家树立了榜样。

　　广东省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结为友好省州。应新州政府总理的邀请，习书记率广东省友好代表团于1979年11月出访，返回时途经香港参观访问。按当时政策规定，每人可免税带一大件家用电器如彩电、电冰箱等，因为价格比内地便宜很多，那时出国人员都竞相采购。但是习书记在香港定了一条纪律，明确要求大家回去时带头不买不带任何大件家用电器，同志们都很自觉遵守，以致从香港乘火车到广州车站下车时，迎接代表团归来的同志及铁路工作人员发现我们13个人竟然没有一件大件家电时，都很惊奇了，影响很好，一时传为佳话。以后他几次出国，仍是带头什么也不买，不仅大件不买，小件也不买。他坚决反对崇洋媚外，说国人一定要自尊、自重、自爱，要长志气；产品现时没有的，或者质量不如人家的好，承认自己落后，努力自强不息，奋斗10年20年就赶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