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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评论专栏作者 杨耕身 英国富翁莫·易卜拉欣先是送钱做慈善，试图以传统援助方式改变非洲贫穷的面貌，但却以失败告终。痛定思痛之后，他选择了一条史无前例的路：重奖那些在任内造福于民、到任之后不恋权栈的非洲国家元首，以期促进政府廉洁，进而推进非洲各国的可持续发展。获奖者将得到500万美元的现金奖励，外加每年20万美元的终身养老金。这一巨额奖项被国际媒体封为“当今世界最高现金大奖”。今年10月22日，首届易卜拉欣奖授予莫桑比克前总统若阿金·希萨诺。 我不想仅将“易卜拉欣奖”视为有钱人的游戏，但我愿意将其视为民间社会对政府或元首们进行的一种独立评价。至于奖金，我认为除了能够证明易卜拉欣钱多之外，并没有太大意义。但如果说易卜拉欣真的相信“救民先得有好官、好政府”，因而打算通过奖励非洲的优秀领导人来推动非洲各国的可持续发展，那么，我得说，他真是一个单纯而可爱的人。 在我看来，目标单纯且信心勃勃的“易卜拉欣奖”，显然忽略了国情的迥异与政治的复杂，甚至也忽略了人类历史本身所具有的繁复与多面性的特质。更重要的还在于，易卜拉欣奖显然也无视了一个简单的命题：好政府或好元首不是奖出来的。寄希望于高额奖金的作用，如果不是过于相信金钱的魔力，不是过于寄希望于人治，那么就是无视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成果。人类社会的发展，早已使得公众不再对某领导者个人抱以期待，而转向健全的机制寻求保障。所以在现代社会，一个政府的好坏，不是一个元首就能决定的，甚至不是一个政府本身就能决定的。它或好或坏，不仅来自于国家政体或制度的设计，更来自于包括司法、立法、行政、舆论以及各种社会组织等机制的共同作用。没有这一切，好政府如何得来？有了这一切，对元首“悬赏”又有什么意义？当一切变得毫无意义，这一旨在鼓励元首个人的奖项设计，只会在客观上强化国家治理中的人治色彩。 正如易卜拉欣所说的，“我不是救世主”。但是他还需要更加理性一些：他应当看到，在某种政治环境之下，他根本无力撼动或改变某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或运转机制。这个时候他或许将明白，这样一个雄心勃勃、“悬赏”好元首的奖项，其实远不如对那些贫民的资助，显得更加现实。 当然我注意到，在决定设立这个奖之前，易卜拉欣先前进行的慈善援助均以失败告终。比如他援建非洲某国的抗旱工程，不仅未能发挥作用，反而只有三分之一的款项用于工程本身。类似的事情使他痛定思痛，因此转而设立“好元首奖”。但现在看来，这真是一个很遗憾的转向。 在任何一个国家，元首们都不是最赤贫的人。更重要的是，那些元首们可能不在乎这种“锦上添花”，但那些嗷嗷待哺的贫民却极度渴望“雪中送炭”。因此，易卜拉欣所需要的，恰恰是改变他先前那种对贫民的捐赠与援助方式，即通过减少中间环节，保证捐款真正用于改善贫民生活。 “易卜拉欣奖”是否真正能达到易卜拉欣设奖的初衷，我们不妨拭目以待。对我们而言，对“易卜拉欣奖”的解读，并不全在于它的成败，而在于对如何得来一个“好政府”问题的判断。除此之外，则是对慈善事业的另一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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