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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助 一次次失败，被赶出出租屋
李丽云怀孕后，肚子一天天大了起来。今年3月份，他们移居到石景山区的衙门口村，在西后街19号租下了一间7平米左右的单间。肖志军当过两个月保安，做过临时搬运工，但夫妻俩的主要生活来源仍是靠着李小娥的汇款支撑。自从他们相遇之后，除了打电话向李小娥要钱，和外界几乎断绝了交流。
直到10月中旬，李丽云临产期一天天逼近，仍瞒着父母的她频频打电话给父母以各种理由要钱。以往每个月最多汇300块，而10月份，李小娥共给女儿汇出了695块钱。最后李丽云表示她在外读书，现在学校要给她安排工作，急需3000块钱。李小娥答应了她，但表示要亲自给女儿送到北京，但李丽云没有答应，3000块钱的事情就此不了了之。
看到李丽云日益隆起的腹部，肖志军日益焦急。他咨询得知，上地医院只需要2000块就可以包干生产。为了得到2000元的救助，他通过114查询台，在10月中下旬打遍了妇联、民政局、救助站、市长热线等一系列与民生相关的求助电话，甚至包括110。但无一例外，石沉大海。
他还到过银行咨询贷款，但银行都需要房产证抵押或者需要担保。与此同时，他到衙门口村委会、衙西居委会、鲁谷社区找领导。时间久了，社区失去了耐心，后来衙西居委会书记就板着面孔正色到“你还不走的话，我让房东赶你走。”几次三番下来，肖志军觉得组织不可靠，开始给家里打电话。
他打遍了亲人的电话，但所有的人，包括他的父亲，还有他最爱的弟弟，都拒绝了他。在北京这座城市，他连辛庄的房东姓氏都不知道，能够想起的只有一个人，一个叫姜小娜的小姑娘。在他一个小小的电话本上，曾记述了这样一段日记。几个月前他在新华书店看《易经》，突然，有一个叫姜小娜的小女孩跑过来向他借一支圆珠笔。他借了之后，姜小娜留下了她的手机号码，并表示要笔的话，就打电话给她。肖志军在日记中写道“至今，我也没有打电话给她。我把笔送给她，是要她以后好好地读书、天天向上”。而姜小娜这一位北京小姑娘则是肖志军唯一能够想起求助的人。
最终，肖志军还是放下了电话。此前他在新华书店看书，北京下暴雨，他曾打电话给姜小娜，希望她能够借用一把雨伞，但姜小娜没有出门，而肖志军觉得连一把雨伞都不借，要借2000块钱想必也是毫无希望。最后一丝希望幻灭，小灵通也变得毫无意义，他将小灵通拿到后街卖了25块钱。他们已经两天没有进食了。
居委会书记没有和他开玩笑。11月2日，衙西居委会分管计生的陈国辉和另外一名工作人员，带着鲁谷社区的两名警察直接到了西后街19号，要求肖志军夫妇马上离开衙门口。看到李丽云虚弱的身子，肖志军坚决不同意离开。“走啊，走啊，快走啊！”陈国辉一再强调必须离开，四个人强行拽着夫妻俩上了车。肖志军哭叫着，说要把碗筷锅卖掉。最终，出租屋内能变卖的，全部卖了25块钱。7平米的屋子，剩下一张硬床板占据了一半空间，上面是又硬又黑的被褥。而一只残缺的大碗倒在墙角，上方的一沓日历撕停在11月2日。警车呼啸离开之时，肖志军说陈国辉又补充了一句：“出去以后，下次你不要再来衙门口村了！”
警车将肖志军夫妇送到石景山救助站时，已是下午3点46分。抵达救助站后，肖志军先请求借钱，以便妻子生产，救助站表示只同意食宿。随即肖志军希望救助站能提供火车票，以返回湖南老家，但救助站拒绝了他。站长李立新表示，为求助人提供车票是救助站的义务，但肖志军家庭有能力，则没有必要给肖志军夫妇提供返程车票。在回老家无望之后，肖志军想把妻子留在救助站，自己出去找钱再回来，李丽云表示，要走得一起走。最终，肖志军夫妇在救助站歇了一晚，3日中午就离开，又返回到了他们熟悉的衙门口村附近。
3日、4日的两个晚上，李丽云在肖志军的陪同下，在深夜潜入朝阳医院京西分院的走廊避风过夜。在那两个夜晚，夫妻两抱头痛哭，“你死了的话，我马上就来，我没有勇气活下去，如果有来生，我们还要做夫妻”。当所有的求助可能都封死后，肖志军想到了自力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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