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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难以就业的大学毕业生(包括研究生)，因为对就业的不同认识和理解，有了截然不同的工作选择 面对就业挫折，有些毕业生及时转换了思路，而有些还在自己的老思维中徘徊 本报记者王鹏 大学生就业，在梦和现实间徘徊 不怕苦，有工作就行 12月2日，兰州城市学院的王进颖去了一趟甘肃省高新人才市场。明年才毕业的她，这次只是陪着朋友去看看，提前有个心理准备。“人山人海的，好恐怖啊！” “中国人真多！”面对熙熙攘攘的求职大军，她突然冒出来这样的念头。“随便看了看，发现有学历、有能力的人真多。” “可是有跑招聘会经验的师兄们说，那是小儿科(人不算多)。”王进颖不得不相信她师兄的话，有些郁闷。 就在王进颖还在人才市场感慨就业人数之多的时候，兰州商学院的王小康已经坐在电视前，欣赏NBA火箭队对国王队的比赛。他是他们班52个学生里面第5个签约的。金昌的一家建筑公司，虽然不是一个令人很满意的单位，但是他已经不必出现在人山人海的人才招聘会上了。 “我的学校决定了我梦想的边际。”他平静地说，“我对自己有一个很清醒的认识。” 11月20日，签约的那一天，王小康接到了姐姐和姐夫的祝贺，同时还有父母的责备。他在大学工作的姐姐认为现在能找到一个“能锻炼人”的工作已经很不错了；他的父母却对这个需要往全国甚至全世界跑的工作不是很满意——常年外出，怎么能让家里人放心！他的其他长辈也对这个工作颇有微词。王小康对他舅舅说，谁能帮他找到更好的，他就违约——估计也找不到。 王小康告诉他的父母，现在主要是为了留一条后路，如果有更好的单位还可以选择，没有还可以“保底”。但是之后的十多天，他再没有去过任何人才招聘会。“招聘会上好单位极少。” 他的亲戚、朋友纷纷在他签约之后来电话祝贺。12月2日中午，他远在拉萨的朋友也给他打来电话表示祝贺。这让他很惊奇，他与这位朋友已经两年没联系了。他的朋友说，王小康签约的事情已经在他高中的同学中传开了。 签约后，王小康暗自庆幸。他们班的同学都投来羡慕的眼光，毕竟，现在找一份工作，是多么的难。至今为止，他们班签约的人数还占不到全班的1/5。 “我就投了5份简历。”他愉快地说。“没想到比很多人早。”虽然简历只投出去了5份，他面试的单位却远远超过了5个。他参加了今年11月之前的所有招聘会，兰州理工大学的、兰州交通大学的，当然还有他们兰州商学院的招聘会等等，“很多单位根本就不让我留下简历。” 他签约的这家公司是国有企业重组的，来招聘的时候，学生中流传这家公司效益不好，所以那天去投简历的人很少。“其实也就是辛苦，辛苦一点效益还是很不错。刚去试用期就是1100元的工资。”王小康在内心深处对这份工作还是很满意的，他并不怕吃苦。 再过10天，兰州商学院大四的学生就放假了。这么早放假主要是为了让学生能有充足的时间找工作，而王小康将有一个长长的寒假来休闲和放松，他是幸运的，他比大多数同年毕业的学生早卸下就业的担子。至于工作单位的好坏，暂时他还没有心情去考虑。 退一步，再前进 兰州理工大学的郭素珍已经毕业快半年了。她正在为明年的司法考试做准备。大四整整一年，她都在兰州的君意律师事务所实习，她起草的起诉状可以直接递交当事人，这让她对从事律师这个行业很有信心，成为一名优秀的律师是她最大的愿望。 今年毕业之前，她向将近40家律师事务所和司法单位投了简历。“答复都很好，就是没有下文。”郭素珍还能微笑面对。 在找工作碰壁之后，她报名参加了2007年的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行动，这个活动持续1年时间，之后参加各类考试能加5分。“志愿者活动，应该是有时间看书、备考的。”郭素珍报的是到司法机关志愿行动，结果被调到了榆中县最偏远的柏木小学当小学教员。她一天6节课，还要批改作业、家访。“晚上9点后就可以抽时间看书了。” “志愿者的生活补贴是一个月600块，在这样的地方够我花了。” “虽然这个学校很需要我，但是这里不能实现我的梦想。”郭素珍说。“我有我的梦想，就是到律师事务所工作。我肯定会成功的。” 不要和我一样错过太多机会 “如果能通过你的写作对毕业生里像我这样的人有所帮助，让他们少吃苦头的话，我愿意说很多。”刘文清刚刚离开兰州，到广东河源日报社开始上班。接受采访的11月29日晚，是他在那个报社工作的第一天。 他是兰州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06年的毕业生。“他在一年里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他的同学这么评价他。 2006年初，刘文清被河源电视台台长点名“要人”。然而就在这天下午，他坐上了去银川的列车，和《新消息报》办理违约手续，他也拒绝了和河源电视台签约，而准备去中石油锦州石油化工公司。在这之前，他参加了甘肃省烟草专卖局的招考，然后去金昌参加面试，因为他感觉金昌这个地方环境不尽如人意，没下定决心，也没有争取工作机会。 他和中石油锦州石油化工公司也没有达成就业协议。 2006年5月，他在没有找到满意工作的时候，决定考研。他也报名参加了西部计划的志愿者行动，在榆中县广电局开始了他的志愿者活动。到10月份的时候，他的办公室里人去房空。2007年的考研，最终以失败告终。而他也不能再回去做志愿者。 2007年3月，他去了宁夏中卫电视台，准备在那里一展身手。20天之后，他决然而去。“觉得地方小，此外不够重视我，一下子进入不了编制；还有不管任何时候，我都在内心里潜藏着一种爆发的理想。真的，人活一辈子不容易，不能辜负人生。” 他回到兰州，在甘肃新闻大厦租房办了个教育培训机构，两个月后，因为没有后续资金等一系列原因离开。 之后，他去了北京。“北京的机构和繁华让人魂牵梦绕，但气候和压力让人止步。”找工作无果后，南下广东。在广东肇庆，被校友兼老乡骗到一家传销窝点，连续30多个小时，装疯卖傻，“我让自己变得无限可怕和疯狂，迫使他们作出理性的选择，放弃。” “这件事情让我对外地没有正式工作的老乡、校友有了警惕。” “在大学时，我就错过了许多机会……我想我会成功的。”刘文清的梦想一直没有破碎。“前进，一定要做有钱人，一定要不断地学习，尽可能进入体制内……到目前为止，我一直不能坚定地投身新闻界，因为我比较恐惧，惧怕这份职业不能终身制，觉得它赚钱不职业，此外我一直想成为体制内的人。” “我觉得继续念书能提高人生的主动性。此外，有些特定的职业只有学历才是最好的敲门砖。”他在接受采访的最后，表达了他可能会选择考研。 两位考研失败者的不同选择 并不是每一位找工作不满意、就去考研者就一定能进入研究生行列。很多落榜的人还要继续寻找他们的生存之道。张丽(化名)却是特殊的一位。 张丽已经毕业4个年头了，还在失业中。她越来越不想工作，对于工作，她有莫名的恐惧。每当父母焦急地催促，每当他的男朋友嘻笑她白白念了一场书的时候，她选择了逃避和发怒。 自从2003年从福州大学建筑学专业毕业后，她只在兰州工作过一个月时间，拿了300元工资，离开家乡白银市，去了北京跟随她的男友。然后在兰州铁路局驻京办事处工作了半年时间，因为对2000元的工资不满，报考了清华大学的研究生。 张丽考了3年后，放弃了考研，也放弃了工作。2007年11月，她回家看病，她的朋友劝她在兰州找一个工作。她对朋友说，她上大学唯一的收获就是找了一个好男朋友，她不会再工作了。 她的父母愁眉不展。 更多的考研失败者选择了刘江走的这条路，实际上他也比张丽幸运多了。他2002年从兰州大学法律系毕业之后，第一年考人民大学的研究生缺了4分，第二年缺了30分，第三年他报了兰大，在考试的前一天，因为压力太大，最终放弃。 大四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开始找工作。但是司法考试没有过，到律师事务所工作的工资低得吓人；县城的司法机关他又看不上眼，只有接着考研。 2005年，他回到老家，在县城的一所中学当起了教师，教的是他喜欢的历史和政治，并且很快娶妻生子，日子过得充实愉快。 考研的退路之忧 然而读研之后，并不一定能解决他们的就业难。 “大学毕业后，找到的工作不满意，于是读了研究生；现在研究生毕业了，反倒更不好找工作了。难道要我再读博士吗？”2007年12月2日，姚红霞难以理解地说。事实上她已经在为考博做准备了。“过春节还找不到工作，我就考博士了。” 西北师范大学计算机专业的姚红霞今年7月毕业后，抱着研究生的学位证，怀揣着理想，南下广州寻找机会。她签了一家软件公司，但是工资只有3000元，和她想象中有很大差距。20天后，她断然辞职。从7月底她开始再一次进入失业大军的队伍，“投了数不清的简历，记不清面试了多少回！” “肉价噌噌噌地往上涨，研究生的身价是噌噌地往下掉啊！” 11月30日，她在一天之内跑了三家公司，面试的结果很不理想。其中一家公司，她已经是第二次去了。第一次面试和公司老总谈，第二次和两位副总谈。谈完之后，副总让她去找人力资源部的负责人谈。“人力资源部的那个小姑娘什么都不懂，要不是老总同意我，我早就大骂一场了。”说起这件事，她气愤难平。 “我本来可以在兰州和民族大学签约的。”姚红霞有些后悔当初没有留在兰州。直到12月3日，姚红霞还是没有接到两次面试的这家公司的录用通知，她预感到和这家公司签约的事情又“黄”了。 东南飞还是“蹲点”？ 除了读研，很多大中专毕业生跑到外地寻找工作机会，其中大部分倾向于沿海。 杨永红2003年从长沙铁道学院毕业之后，到甘肃省科学院上班。她被分到夏官营的一个分所。“那是一个打麻将的地方。”现在整日忙碌的杨永红回忆。“所长答应我一年后将我调走的，结果我没有等到。”上班一个月后，杨永红拿了700元的工资离开了兰州，去深圳闯荡天下。 2006年9月，在深圳频繁换工作的她怀念在兰州的那一段可以天天“打麻将”的日子，这段时间她过得很不顺利。于是，她对刚刚从甘肃一所大专学校毕业的弟弟说，一定不要来深圳，在甘肃找一个稳当一点的工作。 2007年，杨永红的工作业绩很不错，她笑着回答记者的提问：“工资保密，呵呵……反正我现在不后悔来深圳了。” 有些人在外面站稳了脚跟，有些人却因为各种原因放弃了在沿海工作的机会，回到甘肃。经过几年的奋斗，他们的选择到底是对是错，可能连他们自己也分不清。 2004年7月，周学林从兰大的某知名专业毕业后，回到他的家乡，在乡政府当了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从这一天起，他就成为当地上学无用论必须要列举的证据之一。他主要从事抓计划生育的工作，所到之处，戳戳点点，风凉话不绝于耳。他的女朋友受不了别人的闲话，和他分手。 在毕业之前，他完全可以和广东省一家广告公司签约的。因为他的女友是兰州人，不愿意离开兰州，他回到了兰州，没想到再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我是乡下人，没有什么个人关系。在兰州这样的城市想找一个合适的工作，比登天还难。” 周学林的老乡张平(化名)从兰州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毕业的时候没有在兰州找到工作，只有远走浙江，在嘉兴的一所大学教书。“没人(有关系的人)、没钱，怎么能在兰州找到合意的工作？”两年后，她的妹妹从兰州商学院毕业，因为深知在外的痛苦，她鼓励妹妹留在兰州。她的妹妹在当年的公务员考试中，考了所报行业的第二名。她们托人找到这家单位，说还需要交纳4万元才能保证一定录取。于是张平在两天内，打遍了她在兰州的所有朋友的电话求救，最终如愿。 计划生育工作干了一年之后，周学林被调到县广电局，终于和他的本行挂上了关系。“他把房子买到县城了，全家都搬走了。现在幸福得很！”他以前的同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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