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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大批学有所长的专家型干部相继进入党的高层领导机构，学者型官员现象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据统计，在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中具有大学学历以上的占92.2%，有高级职称的占33.2%。另据统计在2006年省级党委换届后，百余名省级党委领导中，拥有研究生学历的占60%左右，有些还曾经拥有学者身份。与此同时，在这百余人名单中，有超过七成的人员具有人文、社科学历背景，这与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强调革命资历的“革命官员”以及在改革开放初期较为倚重的“技术官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本期我们特邀了几位专家，从不同视角对此进行分析。
观点1
选拔学者型官员渐成趋势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越来越需要大量高层次、高素质的人才，选拔更多的学者型官员实在是大势所趋。
学者型官员的几种类型
学者是在学术领域有一定成就的人。眼下人们所说的学者型官员现象，主要指的是一大批知识分子先在学术领域取得成就而后成为官员。在各级政府中，主管科技工作的和一些专业化很强的政府职能部门是学者型官员分布的主要领域，比如教育、科技、卫生、城市规划、环境保护等。
学者型官员中的一位代表性人物是基础医学专家陈竺。陈竺1998年担任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主任，在短短六七年间牵头承担了一批国家重点研究项目，取得了一系列国际先进或领先的研究成果，当选为中、美、法三个国家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今年6月被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为卫生部部长。
殊途同归，还有的知识分子虽先从政，但经过自身刻苦学习，而后成为某一领域学有所长的专家。有的被高校科研单位聘请为兼职教授或研究员，成为专业协会的成员。各级党委政府的政策研究机构往往是产生这类“学者型”官员的主要领域。如中国证监会的掌门人尚福林，长期在银行系统工作，现已是金融学博士、著名的金融专家、国家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如果按照上述标准来界定学者型官员，我认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学者型官员是个好现象。
学者型官员的出现是个好现象
首先，纵观世界各国尤其是现代化国家选拔人才的做法和经验，遴选学者型官员具有普适性。1969年至1977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先后任命哈佛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教授基辛格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务卿，为尼克松首次访华的破冰之旅立下了汗马功劳。
美国现任国务卿赖斯26岁就成为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并且是该校历史上最年轻、也是第一位黑人教务长。她精通五国外语，是著名的俄罗斯、东欧问题专家。赖斯先是出任老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2001年二度出山，又先后担任小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国务卿，是内阁成员中仅次于副总统切尼的三号人物。
美国前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博士，担任美联储主席长达18年，在其领导下美国经济出现了创纪录的长达10年的持续增长期，成功应对了纽约股市大崩盘、亚洲金融危机以及“9·11”等一系列重大危机。学者型官员在治国理政中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其次，选拔学者型官员是我们党和国家进入历史新阶段的现实客观要求。经过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战争而建国的发展中国家，其政府官员一般要经历三个阶段的换代。在革命和建设初期，第一代领导人是开国元勋、革命家和军事家。第二代主要是工程技术专家。这是因为在国家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科技对经济发展作用巨大，科技精英中参与管理国家的人员迅速增多。随着国家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法制走向成熟，第三代则是职业的政治家，他们一般是法律、人文、经济等专业出身。因为治国的本质是对国家面临的矛盾做出判断，消除社会冲突，构建和谐社会，这就需要领导者具有人文、管理、法律、哲学等专业的知识结构。
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渐从“开国元勋治国”时代转入了“专家治国”的时代，目前正处于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过渡时期。在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中具有大学学历以上的占92.2%，有高级职称的占33.2%，一批学有所长的专家学者在内的高素质人才进入党的中央领导机构。
再次，选拔学者型官员有利于推进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加快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按理说，领导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是受老百姓委托管理公共事务、行使公共权力的人。但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一些人除了当官别无所长，即使干不好，也要保留待遇，继续养起来，造成事实上的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十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无论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或是由领导机关任命的，他们的职务都不是终身的，都可以变动或解除。”各级官员都学有所长，易于解决离职后的出路问题。还以基辛格博士为例，1977年他的国务卿被解职后，到乔治敦大学继续担任教授，并先后撰写了《白宫岁月》、《纪录在案》、《动乱年代》等多部著作。
对学者型官员现象的热议源于对“官本位”现象的担忧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学者型官员本来是个好事情，但为什么会众说纷纭？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让目前盛行的“官本位”闹的。
“官本位”就是以官为本、以官为贵，一切为了做官，认为有了官位就有了一切。由于受几千年专制文化的影响，“官本位”眼下依然根深蒂固。很多人把升官作为衡量一个人社会地位和价值的尺度，作为衡量一个人奋斗成功与否的标志。官越大权越大，享受待遇就越高，比如政治待遇、社会名声、经济收益、工薪多少、住房大小、专车档次等都会不同。
毋庸讳言，在“官本位”之风的影响下，许多人对从政趋之若鹜，包括一些学者也热衷于此。如2007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共有100多万人提交了报名申请，由于报名的人数过多，甚至造成系统瘫痪。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5个岗位，就吸引了3881人竞相争抢，其竞争之惨烈已经当之无愧地成了“中国第一考”。大量的优秀人才涌向官员队伍，难免使人们对“官本位”现象产生忧虑：这会不会再次造成人才资源配置的扭曲？
对学者型官员现象的热议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对于学者型官员，尤其是德才兼备的学者型官员则应当大力支持和鼓励。放眼未来，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随着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转型，随着中国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越来越需要大量高层次、高素质的人才，选拔更多的学者型官员实在是大势所趋。(作者殷庆言系北京市委党校副校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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