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内人士揭开“以药养医”内幕：患者成牺牲品

　　现如今，以药养医，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政府投入不足，药品销售渠道混乱，一些医院和医生就依赖多开药，开高价药，来维持自己的收入，这不仅带来了种种商业贿赂和不正当竞争，更加大了老百姓的医疗负担，不过，医院药费高，患者只要拿着处方到平价药店走一圈，还能发现其中的水份，而有一些医疗费用比药费更隐蔽，患者付出的代价也更沉重，在这方面公开提出质疑的是一个曾经做过医药销售的人员，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他经常会出现在上海市的各大医院，这个人叫赵国雄，他背着医生给患者散发的不是医疗广告，而是提醒患者不要随便听信医生，赵国雄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先来认识上海的一位患者钱老师，她是赵国雄在医院认识的一个病人。

　　上海市某中学钱老师：“不仅是影响了我自己，我家人我父母，包括我孩子，他总是晚上就会来摸摸我眼睛，看我有没有哭，我在这两年里面我根本就没有好好的睡过一个觉，就是做恶梦醒的，就是梦到这个医生。”

　　让钱老师悔恨终生的这件事就是两年前的一次颈椎手术，当时医生的诊断，只有短短的三行字：颈肩痛加重，颈部活动受限，右上肢麻木。

　　钱老师：“当时他问我的时候，我就说右手二指有点麻，他就是这样掰开来弹一下。”

　　记者：“然后就跟你说什么？”

　　钱老师：“他说你要瘫痪了，你马上要瘫痪了。”

　　即将瘫痪的结论让钱老师惊慌不安。

　　钱老师：“就当天去看核磁共振也没做，片子也没拍我就住进去了。”

　　在钱老师签署的手术知情同意书上，记者看到上面列举了手术的种种风险，其中第7条上写着：术后肩背部、上臂疼痛，感觉异常可能性大。第8条写着：术后症状可能无明显改善。尽管如此，钱老师还是决定签字进行手术。

　　钱老师：“当时医生说没问题，除了你芭蕾舞不能跳，你啥都能干，你练瑜珈你跑步都没问题，其实都是忽悠的。”

　　钱老师在入院后所拍摄的核磁共振诊断书上写着椎间盘突出，当时拍摄的影像能够看到有一节颈椎有突起，手术之后，一块金属关节代替了三节颈椎，而钱老师的噩梦也从此开始。

　　钱老师：“等于像一个东西，椅子腿烧电焊给烧住了，你想动也动不了，就是这样，看电视时间不能长，一般二十分钟差不多就不能承受，太重了，重的不得了，我整个人压的就下去了，就好象人往地底下钻一样的这种感觉，太重了，那么就躺着，躺着吧要起来还不容易，要家人要扶起来。”

　　现在手术已经过了将近两年，虽然钱老师可以上班了，但由于无法承受长时间站立，每天只能上一节课，出门旅游已经变成了记忆中的事情，难道自己就此要这样生活下去吗？钱老师不死心，手术做完之后，她拿着自己的X光片到很多医院进行了咨询。

　　钱老师：“先是怀疑这手术到底成不成功，后来就怀疑到，我该不该进行手术，就这样一步一步，最后在看了几个医生之后，包括到华山医院都去过，都认定就是保守治疗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就在钱老师四处寻医问药的过程中，她认识了一个人，这个人告诉钱老师一个让她意想不到的内幕。

　　业内人士赵国雄：“比如说他一个人工关节3万块钱，那是很普通的进口的人工关节，30%的回扣，就是9千块，我们算它1万块，大医院的专门做人工关节的医生，一个礼拜做六七个、七八个是不稀奇的，3万块30%，一个人工关节回扣是多少，可以算出来，1万块然后乘以7，乘以8，这普通人都能够算的出来，干一年是多少，他干十年是多少。”

　　这个人叫赵国雄，之所以敢于言之凿凿地说出行业内幕，是因为在20年前，他就开始了医药销售的职业生涯，用他的话说，他应该算是行内的第一个医药代表，就在两年前，他还是一家人工关节公司的销售人员，这个行业吃回扣的内幕，他比谁都清楚。

　　赵国雄：“这是行业的潜规则。”

　　记者：“你为什么会了解这个行业的潜规则？”

　　赵国雄：“因为我在这里做过。”

　　记者：“你做过什么？”

　　赵国雄：“我也做过这方面的生意，而且在这当中也碰到很多同行，这大家免不了交流。”

　　记者：“你所说的这个生意就是说，我可以理解为你曾经是人工植入物的销售代表。”

　　赵国雄：“是销售人员吧。”

　　记者：“在你所经历的推销过程当中，你是以这样方式去跟你打交道的医生去谈这个条件的。”

　　赵国雄：“或许面对中央电视台的镜头我不该这么说，但是我想我的意思应该已经传达给别人了。”

　　赵国雄为我们揭开了医疗行业的一个秘密，一个人工关节三万块钱，竟然有三分之一，都被医生个人吃了回扣，剩下两万多块钱，销售代表和医药公司都还要分杯羹，这样算下来，患者的医疗费用无形当中就要翻几番，然而，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可能遭遇的潜规则还不只这些，再来看看上海一位老太太，她也像钱老师那样装了人工关节，但在手术后出现了另一种症状。

　　每天下午，王光辉都会来到这家养老院来看望自己年近80的母亲，老人年初因为意外摔倒骨折被送到新华医院，几天后就做了人工髋关节置换手术，但没想到是，出院之后，却不得不把母亲送到养老院。

　　记者：“现在换关节的地方好了吗？”

　　患者李红芬：“疼，不能动。”

　　老人家说话含糊不清，左边身体偏瘫，左腿彻底没有知觉，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让老人痛不欲生的原因就是一年前的那次关节置换手术，手术在当天上午11点钟就结束了，但直到半夜，老人才从昏迷中苏醒过来。

　　李红芬的儿子王光辉：“好象也是无意之间发现她手脚，就左边的手脚就不听话了。”

　　母亲偏瘫了，这让王光辉着急起来，赶紧叫医生过来查看，结果却是一笔糊涂账，医生说人工关节装得很好，至于老人的偏瘫问题，这段时间恢复一下就好了，但是半个月过去了，王光辉母亲的症状没有丝毫缓解，又过了半个月，他发现医生已经停止治疗了。

　　王光辉：“骨科医生就跟我说了，他说你这样老王，他说你母亲是不是可以出院了？”

　　骨科医生的话让王光辉大吃一惊，母亲还躺在病床上不能动，医院怎么就叫母亲出院了？他开始怀疑是不是手术的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毫无医学功底的他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做了详细的笔记，在一点一点进行了比较分析之后，疑点慢慢浮现，他觉得医生给母亲用的麻醉剂有问题。

　　王光辉：“说明书上基本上都统一有这样的说明，高血压、血栓症、骨质疏松和甲状腺功能低下者禁用，我就搞不懂，医生明明知道我母亲有这些病，他为什么都给我用上去了？”

　　在老人的住院病史上，清楚地写着，病人1965年动过甲状腺手术，2004年脑梗塞，有高血压史40年，难道问题真的是出在麻醉药上吗？当王光辉辗转找到赵国雄的时候，赵国雄马上找来专业的书籍进行了仔细的研究，最后他认为，问题就出在麻醉上。

　　赵国雄：“通俗来讲全身麻醉对65岁以上的老人他的神经方面或者是精神意识方面，发生各种程度的不同的障碍，在麻醉以后发生不同的障碍，程度不同的障碍有20%的比例，这个20%的比例是非常高的。”

　　在赵国雄看来，王光辉母亲最有利的方案就是做局部麻醉，而新华医院之所以要冒着风险做全身麻醉，最主要的驱动就是医院的经济利益。

　　赵国雄：“我只能是揣测，比如说局部麻醉，他的麻醉药布匹卡只要1块钱，然后再加一些这个麻醉的人工费，可能就两三百块，三四百块钱就解决了，而静脉复合麻醉，就说全身麻醉，像王光辉母亲这次施行的，麻醉药就是1000块钱，全身麻醉的人工费也要放很多，再加上后续的如果讲究一些，苏醒这些费用，可能要三四五千块钱，这显然对医院的经济效益是不能比的。”

　　在赵国雄的帮助下，王光辉坚信母亲的偏瘫和医生不当使用麻醉剂有着直接的关系，经过多次和医院的交涉，医院和王光辉达成协议，付给王光辉32000元的赔偿，但从此不再追究医院的责任，对于不走司法程序起诉医院的理由，王光辉说耗不起那个时间和精力，在做出了赔偿之后，医院开出了治愈的出院小结，在王光辉的一再要求下，这份小结才改成脑梗偏瘫、吞咽困难和大小便失禁。

　　王光辉：“其实这个三万，你说三万多块，可以这么说，不够我母亲现在使用大概，肯定不够她两年的使用。”

　　看病难、看病贵，让大家看到了以药养医的弊端，也成为医疗体制改革的重点。今年五月一日，新的《处方管理办法》施行，患者可以持医院处方，到价格相对便宜的药店买药，切断了医药代表和医生的直接利益关系。但是，从刚才的节目中发现，如果医疗体制改革不到位，即使取消以药养医，医院还可能存在各种陷阱，让患者防不胜防。那么，有没有一种帮助患者维护自身利益的办法？在前面的节目中，赵国雄告诉记者在这个行业中存在一些灰色内幕，他注意到，当医生太热衷于回扣的时候，有一些并不需要手术的病人就会做牺牲，于是他想帮助这些病人，同时他也想开始一个新的尝试，在医疗体制中扮演一个全新的角色。

　　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赵国雄一直在上海的各家医院散发他自己印制的宣传资料，每回发这些资料，他都很紧张，不和病人多说一句话，发完就走。

　　赵国雄：“第一生怕闹矛盾，病人对我冷言冷语，第二生怕保安来抓我，第三碰到熟人的医生，而且这些骨科医生对我都是很反感，我不能说恨之入骨，很反感，又是熟人，过去又是在一起做生意吃喝玩乐的，所以说不出的味道。”

　　赵国雄把自己要做的事情叫做“医疗第三方”，就是帮助病人减少医疗费用，但是事情进展得并不顺利，他曾经做了一些卡片，到一些单位和社区去推销过自己，但由于他是一个个体而很难得到人们的信任，为了这个事情，他曾经被人从医院里赶出来，也曾经被送到派出所，还被人打断了肋骨。

　　赵国雄：“我到医院里面去，他们跟我交谈了几句，他就会说你是学医的吧，他说学医的我们不接待，为什么学医的不接待，我碰到好几个这样一个情况。”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赵国雄攒下了十多份医疗费用清单，每一份都进行了认真的分析，有的就刊登在赵国雄的宣传资料上，其中红色的部分都是他自己提出来的使用不合理的地方，就在王光辉母亲的住院清单上，他发现抗生素的花费就完全不应该有那么多。

　　赵国雄：“头孢吡圬，84瓶，一共是4000多元，然后另外再加一个异帕米星，39瓶，一共是2600元，一共是6600多元钱，用了时间长达13天到14天，按照我们国家抗菌素使用的规定，像这种关节置换手术后预防感染的抗菌素，如果没有特别的手术后感染的情况，用48小时最多了，一般来说用24小时，如果按这个用量来说，最多也就三四百元的事情。”

　　两年来，赵国雄一直是孤军奋战，在他简陋的家里面，到处是病人的资料和医学书籍，他建立了自己的网站，更多的时候，他就这样一个人进行着他的事业，他希望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医疗第三方，用他的医疗知识甄别医生开出的治疗方案。

　　赵国雄：“马路路口请一个警察站在那里，并不意味着我们对所有的驾驶员都不信任，但是我们也知道，一旦有一个警察在那个路口上站着，闯红灯等交通违章行为就可能大幅度的减少。”

　　事实上，对于赵国雄来说，尽管他非常热心地帮助向他求助的人，但是他没有办法向病人收取费用，一个是没有规范，二他也不想再增加病人的负担，对于他来说，理想的状态是成为被保险公司聘用的人。

　　赵国雄：“我现在的工作实际上就相当于保险公司的医生，有人说到底什么是医疗第三方，我说医疗第三方就相当于保险公司的医生，我的工作地点是在医院里面，是在病房里面，是在医生的办公室里面，在抢救室里面，在手术室的门口。”

　　赵国雄说自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尽管已经搭上了两年的时间和精力，但未来会如何，他也不知道。

　　事实上像赵国雄这样的医疗第三方在美国有非常成熟的制度，他们的第三方就是保险公司，病人不需要直接和医院打交道，但是需要和保险公司打交道，他们的医疗保障制度真的是完善的吗？美国纪录片《华氏911》导演麦克·摩尔的最新作品《医疗内幕》(Sicko)，美国普通老百姓声泪俱下地控诉，在政府、保险公司和医院编织起来的利益网络里，自己是如何被牺牲的。而加拿大纪录短片《你死定了》(DeadMeat)，却告诉大家在实行全民免费医疗体制的国家里，治病多得排长队，只是人家不必每天在医院门口排队，而是通过电话预约排队。每一种医疗制度都不是那么尽善尽美，那么在我们国家，赵国雄和他的事业究竟有没有前途，能不能缓和医患矛盾呢？

　　上海交大医学院社会医学教研室主任鲍勇：“如果说每一个人都来去监管这个东西的话，会搅乱医生这样一个治疗的一个明确，这样对医生也不利，对病人可能也不利，对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也可能不利。”

　　鲍勇认为，目前医患纠纷、过度医疗的现状，很大成分是因为医疗体制的问题，明明是非盈利的公立医院，却不得不靠盈利来维持运转。

　　鲍勇：“医院这边，我们上海医院大家都知道，大概政府对我们医院投入只有5%左右，95%靠自己医院来掏钱，这个是事实，那么这种情况下，你说医院他怎么办，他要生存他要发展，他必须要靠这方面来进行维持，他肯定要盈利的，他不盈利怎么发展。”

　　鲍勇多年研究社区医疗服务，在他看来，我们国家医疗改革不能靠像赵国雄这样的第三方，而要靠发展社区医疗。

　　鲍勇：“强化社区卫生服务，强化技术力量，就基本力量和公共卫生，这块当中做好以后倒逼医院自己改革，因为大部分病人向下走，那么医院这块病人就减少，减少之后它就要通过提高质量，通过降低费用，通过改善医患关系来维持这样一个发展，我觉得这个思路也是可以的。”

　　事实上，对于像赵国雄这样的“医疗第三方”，鲍勇没有持彻底否定的态度，在他看来，如果能够进行规范，也可能是一条新路。

　　鲍勇：“用第三方来进行监管无疑是一种模式，对这点我是肯定的，那么另外一个我希望在监管的时候比较规范，所以我希望监管的第三方应该是政府委托，或者是行业的学会来委托，这样既规范，又能够使我们监管有力。”

　　明明是非营利的公立医院，却不得不靠盈利来维持运转；明明是小病小痛，却得冒着被治成大病大痛甚至付出生命的危险。医院和医生处境艰难，而患者充满了对医疗机构的不信任。这就是现在的医疗现状。

　　谁都知道必须要改，但是谁都不知道要往哪里该，会改成什么样？发达国家的医疗改革可以作为参照，但它们也并不是完美无缺。第三方监管是一种模式，但它也存在不规范的风险；发展社区医疗也是一种探索，但更广大的农民群体该如何从医疗改革中受益？

　　医疗改革最关键的，不是确立改革模式，而是确立改革思想。无论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其目的都是建立一种和谐的公共医疗制度与和谐的医患关系。只要政府心中装着老百姓，只要医院和医生心中装着患者，为改革犯错误的代价我们可以承受。我们所不能承受的是，当你生病的时候，你发现自己变成了医生的敛财工具，变成了医院讹诈的对象。还是那句话，医者父母心，治病救人、救死扶伤是医生和医院的天职。天职如果丢失了，医德如果沦丧了，什么样的改革也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