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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ATM成了考验中国司法的一部重要机器
证据不足，事实不清？
1月16日上午，许霆案辩护律师吴义春正式接到广东省高院“发回重审”裁定书，裁定以“证据不足，事实不清”为由将许霆案发回广州中院重新审理。
这场跨年度的审判已成为一场全民参与的公众事件。银行、法院、无期徒刑、无罪等关键词勾起公众无限的热议，许多法学专家和普通公民在他们的博客中写下看法。“许霆案将如何塑造中国法律，我们拭目以待。”有人这样说。
15日晚，许霆父亲许彩亮再次从山西襄汾县赶往广州，他听说了“发回重审”的非正式消息，“过来看看吧。”迎接他的，除了儿子未卜的前途，还有各路新闻媒体。
去年4月21日，许霆在广州商业银行一台ATM自动取款机上准备取100元时，错误地多按了一个零。结果这台被网友称为“史上最牛ATM”吐出了1000元。
据报道，逃逸途中许霆曾与银行联系，但被对方“报案”、”自首”等字眼吓住了。后来广州中院的一审判决书这样定义他的行为：利用银行系统升级出错之机，恶意取款，得手后携款潜逃，赃款被花用光。
法院一审判决许“盗窃罪”，但未对量刑“无期徒刑”做出具体解释。按照我国刑法和1998年颁布的最高院司法解释，许霆有多重严重情节：数额特别巨大、多次盗窃、盗窃金融机构。
这份判决书被指多处“制作粗糙”：银行卡号与银行流水账不一致，全文使用模糊数字“170多元”。“抓获经过”的法律文书制作非常简单，连讯问人、记录人、讯问地点、时间、涉案经过都很简略。
许霆当庭表示上诉，律师回忆，“他说判太重了”。随后爆发的舆论潮也集中在量刑上，对事实并无争议。这使得发回重审的裁定引发了法律悬疑。
“二审法院发回重审一般有两个原因，一是证据不足、事实不清，二是严重违反程序。如果只是定性、量刑上有问题，二审法院一般是直接改判。”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瑞华说。
“从公开报道来看，此案既不存在事实不清的问题，程序更无争议，广州高院显然不愿接手这个烫手的山芋。”一直关注此案的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琳表示。
据悉，最高院对此案也表示高度关注。一些接受记者采访的法学专家认为此案定性可能不会变动，但在量刑上或会从轻。
公共事件
去年12月许霆案一审判决后产生的舆论浪潮超乎想象。至今，“许霆”加“ATM”关键词在google上的查询结果超越了“周正龙”。
“老百姓对法官量刑的看法，在这个案子里爆发出来了。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一个贪官贪17万不会这样判，对许霆确实量刑过重。”一位法学者认为，对弱势群体和权贵阶层的量刑不均衡，是热议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另一位法律人许志永眼里，另一个原因是公众对银行服务已积怨颇深。“银行一向强势，许霆只是一个个体，很容易引起社会同情。”
许谈到另一个社会背景：“这背后反映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刑事案件的‘冤案’比较多。我指的是法官不敢突破规则，只能按照条条框框判案。”
许霆案也成为学界持续研讨的对象。12月23日，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举办“法律思维和法律方法”研讨会，前往的媒体对中途增设的许霆案讨论环节进行了详细报道，甚至在前一天就对“小会”进行了预报。
贺卫方认为法院在推理、适用法律的解释方面做得很不足。北京大学教授张谷通过严密推理，认为许霆盗窃罪成立，但在量刑上过重。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徐松林认为此案民法应该优先考虑。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认为银行不应随便动用公权力，他说，“银行没有把顾客作为上帝来看待……应该向公众道歉。”这句话赢得了满堂掌声。
会前，记者郭国松以普通公民身份向广州高院送交了一份公民建议书，请求“纠正一审法院对本案被告人量刑过重的问题”，“大胆探索创新，力争将这起性质特殊的案件办成经典案例。”
与之呼应的是，去年12月底，广东一律师向全国人大寄去一份建议书，建议通过法律解释，对利用ATM机自身错误恶意取款的行为明确定性。
紧接着，今年1月8日，又有北京8名律师向全国人大和最高院递交了一份公民建议书，认为“许霆案”适用的法律依据量刑幅度太僵硬，出现了刑罚断档现象，造成了适用刑罚上的不衔接。这些法律条文距今已有10年，不符合社会实际。
随着媒体报道深入，各地一些类似案件也浮出水面。“许霆案”引发的讨论，已远远超过案情本身。一些接受记者采访的法学专家认为，这正是此案的意义所在。
许志永认为目前法官特别是刑事法官缺乏一种忠于良知的自信。他举了美国一个小案例。一个偷东西的小女孩在简易法庭上等待判决，在女孩认罪后，律师希望法官能只判5个月监禁。“最后法官大笔一挥：3个月。”
“我希望发回重审后法官能忠于良知和法律判决。”许志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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