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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列克谢耶夫(1881—1951)
《1907年中国纪行》原版和中译本书影
1907年收集的杨柳青年画
阿列克谢耶夫在中国与道士在一起
阿列克谢耶夫在中国与寺院僧人合影
近代中国看天津——名人与故事
中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许多早期俄国汉学家曾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增进中俄文化交流做出过开创性的贡献。
被郭沫若称为“阿翰林”的苏联汉学家米·瓦·阿列克谢耶夫院士，就是其中的一位。
他对中国感情很深，对中国古典文学佩服得五体投地，毕生倾心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译著等学术成果颇丰。
从1906年起，阿列克谢耶夫曾数次来华，在天津杨柳青等年画主产地，收集到4000多幅各色年画、木版以及大量民俗学资料。他虚心求教于中国学者，不仅为400幅年画配上了说明文字，而且还凭借其扎实的汉学功底，比较贴切地阐发了画面寓意。这些中国民间瑰宝，如今仍分别珍藏在俄罗斯冬宫博物馆、国家宗教历史博物馆、彼得一世民族学博物馆等多座博物馆中，成为中俄民间友好往来的见证和载体。
汉文化魅力无穷
钩深致远踽踽行
阿列克谢耶夫(1881—1951)，生于圣彼得堡一个工厂区的职员家庭。父亲把教育儿子视为生活的主要目的。
阿列克谢耶夫10岁时父亲去世，母亲没有让他去学手艺，而是努力让他成为“有培养前途”的中学公费生。1898年他考入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的汉满语专业。
当时，虽然汉学巨匠瓦·瓦西里耶夫创立的学派，已经为科学研究中国奠定了基础，但当时的氛围并不足以让年轻的阿列克谢耶夫喜欢上这一专业。许多同学都是“仕途追求者”，认为在此学习的唯一重要课程是英语。连教师们也认为，“抽象地研究中国，无异于虚度光阴”。可阿列克谢耶夫对学者志向的定义是“科学热情的严肃性”。在完全不懂汉语文本意思的情况下死记硬背，语法没有规则和明确的思想，毫无意义的翻译，缺乏导论课程等等，所有这些都使他一度陷入迷茫之中，并为“灵感随处破灭”而苦恼。
不过，在图书馆的苦读和在帮助他“得见光明”的师长教诲中，使他逐渐有所领悟。他受邀在皇家艾尔米塔日博物馆整理中国和日本古钱藏品时，发现了铜铸的钱币形状的避邪护身符，其中的玄妙使他感到力不能及。他对探寻中国民俗和民间宗教文化内涵的兴趣愈发浓厚。这也是他1902年毕业后放弃进入外交部工作而留在大学的主要原因。
尽管他的这份勇气并不被人理解，但他甘愿选择不轻松、没有什么油水的工作，且对此毫不犹豫，表现出的是可贵的学术精神。 1904年，他被派往欧洲，以期提高教学素养。俄国东方学专家鄂登堡热情地推介了他。在大英博物馆，他对丰富的东方藏品完全着了迷。对中国古代护身符的深入研究使他茅塞顿开，他开始认识到，研究中国民间文化，不仅要具备渊博的知识，还要亲身接触、直接认识这个伟大民族。
在巴黎法兰西学院，他被著名汉学家爱德华·沙畹的博学折服。沙畹1889年曾任职于法国驻华使馆，1893年任法兰西学院教授，后又主编东方学杂志《通报》。沙畹对中国古代艺术史、对赴西域取经的汉僧、对西突厥史等均有研究，还翻译过《史记》。阿列克谢耶夫认为，“做沙畹的学生是一种永远愿意体验的美好享受。”
1906年秋，完成了要在中国获得新生的8年准备期，阿列克谢耶夫开始了在中国的学习生活。
在北京，他制订了广泛的学习计划，向4位中国先生求教，塌下心来阅读古典文献，每天学习时间长达12小时，几乎连写信的时间都没有。这虽然让他吃了不少苦头，但他一点也不松懈，以特有的热忱痴迷于收集资料中，并将其变成学术研究活动中最主要的方向之一。
对他来说，一个巨大的吸引力，就是春节前看到的北京街头售卖的叫做年画的彩色木版画。强烈的学术危机感使他感到，必须搞清楚这种鲜活的丰富的实物资料，否则今后在系统研究时可能没有任何文献可供参考。他的先生们甚至请到不识字的老妪来诠释年画画面中的奥妙。于是，他也有了干不完的工作——收集民间口头文学、参观庙宇、收集街头题字、与下层人士交流。
晚年在回顾自己这段经历时，阿列克谢耶夫认为，这让他在思维方式和文学修养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转折”。这种转折看来是痛苦而艰难的，但最后总是幸福的。
专程考察杨柳青
收集年画兴致浓
1907年，阿列克谢耶夫在北京遇到了他的老师、法国汉学家沙畹教授。师生二人一拍即合，他们雇佣摄影师、拓印师、仆役等，组成了考察团，花了5个月时间，对中国内地5个省份进行文物考古活动。搜求精美年画，就是此行的一大收获。
他在《1907年中国纪行》一书(中译本已由天津的俄国历史专家阎国栋翻译出版)中，对这段“可贵的阅历”进行了详细记载。
1907年5月30日，他们乘火车到天津。“这是一座巨大的商业港口城市，有许多租界，同庄严的北京城相比，其繁华程度让我们吃惊。到处可以看到欧洲人。”他们先坐有轨电车，再坐人力车，来到三岔河口沿大运河乘舟而行。他们用汉语与船夫和船上的人们愉快地交谈起来，这些天津平民惊奇地说，“太奇怪了！我们见过的外国人，要么对你推推搡搡，要么就打你，想方设法欺负你，而你们却能跟我们好好说话。原来也可以这样啊！”在交流中，阿列克谢耶夫冒失地说，“带这么重的行李上船会淹死的。”一位船夫只是严肃地回应了一句“多不吉利的话呀”，就缄口不语了。两个友好的“洋鬼子”，得到了大家的宽容，但是阿列克谢耶夫却当了真。他在尴尬之余，表示非常愿意对中国语言文化中的忌讳现象进行研究。
当天，他们就来到著名的中国北方年画生产地——杨柳青。“这里的年画题材非常丰富。”阿列克谢耶夫感慨道，“我不知道世界上有哪一个民族能像中国人一样，用如此朴实无华的图画充分地表现自己。”
他认为，中国年画巧借色彩和画面反映了中国穷苦百姓对幸福生活的强烈渴望。年画深入百姓生活，与他们全部的生活内容和谐一致。其情节能够被所有不识字的人理解和青睐，成为一种千年时尚。走进一家作坊，他的“胃口”大开，买了许多。店主脸上露出极为疑惑的表情——外国人不仅知道年画，而且还能用行话说出其内容，真够离奇的。沙畹就是此时受到阿列克谢耶夫的影响，开始收藏中国年画的，两年时间他共收集了200余幅中国年画带回法国。(1978年，法国汉学家艾利阿斯伯格曾将沙畹藏品中的一部分编辑成册并出版。)
第二天，他们经过一个村子时，看到一座庙宇高高耸立，原来这是一处送子娘娘庙。与沿途看到的许多风物一样，这也引起了他们的很大兴趣。周围是碧绿的田野，每块耕地都经过了精耕细作，让人心旷神怡。阿列克谢耶夫停下脚步，“久久凝视着这一动人的场景”。来到独流镇，他们入乡随俗，也用大碗喝茶。同船的一位老太太向他们介绍：“现在，我们这里的风俗‘开通’了，女人不怕男人，也可以相互攀谈，与你们外国人一样了。”在天津一家日本人开设的学校就读的其小孙女，还给他们唱了一首经过改编的中学生爱国歌曲。晚上，满天星斗，他们继续乘船静静地南行，与阿列克谢耶夫混熟了的船夫，问他星星是什么东西。他耐心地讲解着，船夫听得聚精会神，似乎有些明白了。
探赜索隐汉学通
爬梳剔抉不了情
中国年画在研究民间文化以及民俗学方面有很高的价值。俄罗斯圣彼得堡埃尔米塔日博物馆、莫斯科东方民族艺术馆、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等10个博物馆共收藏中国年画约7620幅，这也是他们几代人努力搜求的成果。阿列克谢耶夫则是收集中国年画数量最多的汉学家。
从1906年到1912年，他数次来华，在天津杨柳青、山东潍县、苏州桃花坞、河南朱仙镇、灵宝以及上海、厦门、汕头、广州、佛山等地，收购到年画4000多幅。他还收集了大量民俗学资料，如摇篮曲、盲人说唱唱段、民间传说、碑铭、牌匾、告示、祭文、瓦当、信笺、汉画像石拓片，还包括民间的工艺、图章、毛笔、纸张等。他的涉猎如此广泛，足见他已经把全部身心都倾注到中国文化中了。
当时，中国缺乏有关他研究课题的文献资料，少量的参考书，也是既无注释也无索引，可以想见他的研究难度有多大。但他善于积累，善于用传统证据来弥补这些不足。他尤其对中国年画有着深刻的理解，在廉价的粗糙的年画中，洞察到了中国“深厚的民族传统”和文化积淀。他认为中国民间艺术的精华是与高雅艺术相通的，民间艺术往往是几近完美的，年画就是一个例子。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观点。
阿列克谢耶夫1910年回到圣彼得堡后不久，在地理学会举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大型中国年画藏品展览会。他每天为观众耐心讲解，撰写普及文章。他曾发表长篇论文《从年画和护身符看中国符咒形象的若干主要类型》。1911年起他还在俄罗斯各地和其他国家多次举办相关的讲座和展览。
1916年阿列克谢耶夫获得了硕士学位，1918年担任彼得格勒大学教授，翌年获博士学位，1929年当选苏联科学院院士。他长期在圣彼得堡-列宁格勒大学、莫斯科东方学院等任教和工作。在继比丘林和瓦西里耶夫之后，是他把俄苏汉学推向新的阶段，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形成了新的汉学教学和研究方法。他的研究成果形成一个苏联汉学学派，是列宁格勒学派一个主要代表人物，他培养了一大批对中国、对中国文化、对中国历史有研究、有成就而且在道德品质方面高尚的人。费德林、艾德林等当代知名汉学家都是他的学生。他曾对他的学生们说：“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中国人当作一个民族学研究对象来解释，要平易近人、真心实意地对待他们。”
1934年，我国著名画家徐悲鸿先生到列宁格勒讲演、办画展，他见到这里收藏的大批中国年画后，很是惊叹。阿列克谢耶夫陪同他做了多次有关中国绘画的讲演。那时，苏联人对中国的国画很不理解，阿列克谢耶夫就从中国的风俗习惯、民族特性等视角来解释中国绘画的艺术品质，这使徐悲鸿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地的画展非常成功。苏联艺术家们还送给徐悲鸿一些珍贵礼物作为报答。
阿列克谢耶夫一生译著甚丰，翻译了很多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都曾产生深远影响。其著作包括《中国论诗人的长诗——司空图的〈诗品〉》、《中国文学(论文集)》、《中国风情录》、《东方学》、《中国古典散文》、《中国民间年画》、《中国财神》等。他翻译、作序的几种《聊斋志异》故事集曾多次再版。在他谢世15年后的1966年，装帧精美的《中国民间绘画——中国民间绘画所表现的救中国的精神生活》一书出版并抢购一空，弥补了他生前没有机会出版着色的中国年画画册的遗憾。
阿列克谢耶夫生前曾说，“我看到了中国的生活，体验了与中国人交往的快乐。这些人仿佛离我们很遥远，但如果你善于与他们接触，就会感到很亲近。中国以资深的文化回答了人类智慧为之痛苦的大量问题。这里的一切都是新奇的。欧洲没有，俄罗斯没有，能够牢牢把握这两个世界的人是幸福的。”
临终前，阿列克谢耶夫在回顾汉学研究的经历时，他深情地写道，“我做过一点事情，那是我生命的依托。”
在他的墓碑上还有“不愠”两个汉字，孔子说过：“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从这两个字里便透露出阿列克谢耶夫理解中国文化的深邃思想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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