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一方水土养育的人群，上海人有其人文“基因”上“奉令惟谨”、不愿冒险的历史弱项。在上海成为计划经济尤其是工商业重镇的年代，这种不善开拓而长于奉命管理的文化有了充分发挥的新空间，这种消极状态的正面效应是为上海育成了中国一流的近代化管理人才和管理文化，代价是窒息了以破旧立新、敢为人先、冒险开拓、拼搏进取为要求的创新文化。
上海作为日趋国际化的大都市而多“白领”、少“首领”的话题，近日重又受到关注，不禁令人感慨系之。早在五六年前，沪上的舆论和媒体即已讨论过这一社会现象的本质和来龙去脉。而今重提，不知是时光前行迟慢呢，还是物是人非而认旧为新？
所谓白领，指企业事业中高层管理人员；而首领，泛指创业领袖人物和企业家。说实话，上海人的确喜做高管，善做高管，而不乐于、不敢于、不善于做首领。回看改革开放三十年，上海屹立不倒的企业、创业首领能有几人？在全国知名能与张瑞敏、王石等比肩者一个都没有。而服务于中外大企业的白领，从研发、营销、人事等类中高管理人员到副董、副总乃至总经理的上海高管则多如过江之鲫，数以十万计。这里确实存在问题。
问题之一，上海人比较缺乏艰苦奋斗和大胆创新精神，比较缺乏阳刚壮烈情怀。这有可能使族群生命力弱化；问题之二，上海作为中国经济增长极的原始动力和竞争力被弱化。人是生产力三要素中最活跃的关键因素，如果善于创造的人、高知识、高智商的人都去做听人指挥的、为人管家的管理人员而不想冒险出头开出一片新天地，那么，作为个体的创业、创新、创造者和最活跃的生产力开拓者就大大减少了，能获得成功的首领人物自然也大大减少了。于是后续的问题被关注了：上海的发展原始动力和核心竞争力还会大而强吗？上海缺人才，上海创新能力不足。光有各种各样引进、培育、优抚人才的措施和创新增加资源投入显然是不够的，据笔者的观察，分析问题的思路，解决问题的办法，还要从上海历史和现实的深层面去寻找原因、依据和机理。
作为一方水土养育的人群，上海人有其人文“基因”上的历史弱项。不妨看看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代中外人物对上海人的评语：上海英租界首任总督到沪后发现，“上海人，几乎是跟广东人完全不同的种族，……广东人好勇斗狠，上海人温文尔雅；南方人是过激派，吴人是稳健派。自古以来，上海人一直是顺从当权的地方政府的，而广东呢，却随时在酝酿着政治阴谋和叛变。”“中国的这一部分的老百姓，生性息事宁人，相当胆小”。苏松太道吴熙说“本地民习刁而不蛮，绅紟亦少巨擘。即二三办公董事，不过传令签答，奉令惟谨而已，亦无杰出人才”。而正宗上海本地文化人秦荣光也自责道，“民情最好唯吾邑，一任官贪吏逞雄。”究其原因种种，或许是上海僻处海隅，水土丰沃，太平天国之前从无天灾兵祸，只要勤勉，即可过温饱生活，因而无所他求、不想冒险他就。李鸿章建轮船招商局，先是找了上海本地船商朱某兄弟筹办，两人不愿带头掏钱投资，说穿了不敢冒险做“现代航运”，两年过去，一事无成。结果找到广东富商徐润、唐廷枢，两人说干就干，不仅投入自己全部家当，而且动员族人、亲朋共同投资，奋斗数年，终臻于成。结果轮船招商局作为中国第一个现代化民族航运企业存续至今。每读至此，不胜欷嘘。(郑韶 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研究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