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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从事历史学研究多年的资深学者、良渚课题权威、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林华东研究员专门撰文，详细阐述了他对“良渚古城”的看法和对“古城”真实身份的见解。
2007年11月29日，浙江省文物局和杭州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对外宣布一个重大考古新发现：在余杭区瓶窑镇莫角山四周发现了一座距今约5000年的完整良渚文化古城的城墙基址，其平面范围略呈圆角长方形，为正南北方向，东西城墙基址长约1500—1700米，南北长约1800—1900米，面积达290多万平方米。一些著名考古学家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良渚古城是我国长江下游地区首次发现的良渚文化时期城址，是目前中国所发现的同时代城址中规模最大、最为完整的一座，堪称“中华第一城”。同时，也是继殷墟之后，中国考古学界又一石破天惊的重大发现。
此新闻一经发布，杭州和浙江省内外的各家媒体就此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报道和采访，在国内外造成轰动效应。
当我看到有关新闻后，心情十分激动，深为我省文物考古所同行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而高兴。同时，也让我联想起19 98年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拙著《良渚文化研究》一书中，早已指出良渚文化的农业已获得高度发展，礼制与金字塔式的等级社会和统治管理机器业已形成；代表良渚文明结晶的文字及精制的玉礼器业已具备；为王权服务的宗教和特殊武装力量，以及作为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和军事中心的台城与大型礼仪性宫殿建筑也都出现。结合良渚文化鼎盛时期玉器出现质的飞跃和反山瑶山陵墓所见的文化突变现象，也就是良渚文化中期偏早时期(距今约4800—5000年)，良渚社会已出现的各种现象来全面研究，我们有充分的证据可以宣告：长江下游南岸的一个最初形态的国家政权——良渚古国已横空出世，屹立在祖国的东方(见拙作490页)。显然，这座良渚古城的发现，无疑为我上述的学术观点提供了极有利的实证和支持。
确实，这一考古新发现实在太重大了，说他是石破天惊并非过誉。为此，我多次前往实地考察走访，并认真搜集阅读各种有关报道，进行了一番深入的理性思考。在高兴之余，却也使我产生了不少疑问。今年1月3日，我在浙江电视台《新闻超市》栏目中率先对良渚古城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提出还有许多悬疑无法解释清楚，结论似乎下得太早的观点。
疑点一：判断城墙年代的证据并不充分
考古学家判断良渚古城年代，主要是分析地层叠压关系，即在瓶窑莫角山良渚文化遗址四周发现有宽约40到60米，用较纯净的黄土由人工堆筑而成，且底部铺垫石块作基础的城墙，而城墙外侧则叠压着含有良渚文化晚期陶片的地层堆积，从而判明良渚古城使用的下限应不晚于良渚文化晚期，至于其始筑年代，有报道称是距今5000年，也有说是距今4800年。
我经过实地勘察参观后，心中总有些不塌实。我发现，城墙底部铺垫的大多是棱角分明的人工开采石块，其上堆筑较纯净的黄土城墙，不仅没有发现相对较有规律的夯土层(莫角山礼仪性建筑遗址曾发现有夯土层和夯窝)，而且几乎看不见任务良渚文化时期的包含物。唯一的证据是在西城墙和东城墙探沟中的城墙外侧，包含有良渚文化晚期陶片的地层堆积，由于这种堆积的分布并不广，还有可能并非原生堆积，所以目前判断城墙年代的可靠性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在上海市青浦县福泉山遗址曾发现过晚期文化层被早期文化层叠压在下面的地层颠倒现象(即考古学界所说的：次生堆积)，所以也不能排除后人在营建所谓“城墙”堆土时，无意间从良渚文化晚期遗址中挖来泥土，并堆筑在其“城墙”外侧，从而形成我们目前所见的现象这种可能。
疑点二：古城四面城墙基石的建造时间一致吗？它们能否连成一体？
诚如某些专家所指出的那样，用以探寻和确认证明良渚古城存在的主要证据，就是以城墙底部铺垫的宽约40至60米的人工开采的石块。
可是周长达6600米的古城目前却分别只在四周城墙上各发掘解剖了一处地点，揭露面积和已发掘的探沟都十分有限，其余则是用探铲获得的资料。由于城墙基石多埋在地下，有的可深达4米，地面没有城墙踪迹可寻，而地下情况复杂多变，以铺垫石块为标志的四面城墙基础是否是相同时间建造？他们能否连成一体，是否如先前报道的那样“略呈圆角长方形”？这些都尚存疑问。
就我目前所知，那些铺垫石块如果确实是城墙的基石，应该较为规律，不应有这么大的差距。其次，西城墙白原畈段探沟所见的铺垫石块中，还有一段被人为分开便于行走的道路；湖池头北城墙探沟处的铺垫石块又与其他三处有明显不同：不仅铺垫的石块比较密集，而且墙外堆垒着多层石块，其上下高度落差很大，比较陡；相反，南城墙探沟处的铺垫石块则较为稀疏，宽度也只有40米左右。因而尽管四面城墙底部都发现了铺垫石块，但它们都存在着一定差异。我觉得，所有这些问题都有待今后进一步的考古发掘来加以证实或纠正，不宜急着下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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