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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钱》剧照(右一为周恩来)
周恩来在课堂上(前排左一)
周恩来与国文教师张皋如及作文获奖同学
今年是周恩来总理诞辰110周年，在这一个世纪的历程中，周恩来在中国乃至在世界的政治舞台上都扮演了重要且无人可替代的角色，而在中国的话剧舞台也上演了精彩纷呈的连台好戏，周公恩来与“南开新剧”在中国话剧开幕演出中的出色表现，更是在中国话剧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自1907年春柳社和春阳社的演出活动算起，至今，中国话剧已经走过了百年。在中国话剧百年史册中，“周恩来”与“天津”、“南开学校”、“南开新剧”这几个息息相关的名词一起，连缀而成流光溢彩的华丽篇章。
1914年，身为南开学校二年级学生的周恩来，“曾为《校风》总经理，演说会副会长，国文学会干事，江浙同学会会长，新剧团布景部长，暑假乐群会总干事及班中各项干事。凡此均足证其学识毅力之胜于人也。君于新剧，尤其特长。牺牲色相，粉墨登场，倾倒全座，原是凡津人士之曾观南开新剧者，无不耳君之名，而其于新剧团编作布景，无极赞助之功。”注①
周恩来，开始参加演剧活动，因为当时男校里没有女生，于是相貌俊秀的他毅然承担扮演女性角色，先后在《恩怨缘》《一元钱》《华娥传》《仇大娘》《千金全德》等剧中扮演女性人物，无论扮主角或扮配角，他都演得十分投入。其中，他在《一元钱》中扮演的女主角孙慧娟最受人称赞，其婀娜动人的别样风采从珍存下来的剧照即可见一斑。
《一元钱》的成功演出也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南开新剧，当时的北京文化界还邀请《一元钱》剧组到北京演出，并轰动一时。周恩来在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期间，还曾与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共同回忆了自己青年时期的演出经历。他说：“三十年前，南开校庆，我们排演了话剧《一元钱》，北京文艺界曾邀我们来京演出。”说到这里，梅兰芳说：“我想起来了，你在《一元钱》里扮演女子，演过之后，好像我们还开了座谈会。”周恩来听后笑着说：“对，虽然那是青年时代的事，但我们可以说是同行。”
男扮女装的舞台演出，也成为周恩来一生当中格外珍贵的回忆。有一次，当周恩来和张伯苓在重庆南开中学一起观看新剧时，周恩来突然说：“我对校长有个意见。”张伯苓不免一怔，周恩来接着十分风趣地说：“当年您不应该让我演女角儿。”惹得师生二人相视而笑。周恩来后来的秘书纪东也曾在他的《难忘的八年——周恩来秘书回忆录》中提到，当他问起周总理学生时期男扮女装登台表演的时候，总理发出了“文革”期间难得一闻的爽朗笑声。
除去登台扮演角色，周恩来还于1914年11月新剧团成立大会上，当选布景部副部长。此后，由他负责的舞台设计，花样翻新，精工制作，不断为新剧演出增光添彩。
如《一元钱》中，全剧上场人物多达二十六人，服装、道具各不相同，从第一幕“周急”到第七幕“好合”，每一幕均为新颖布景，从雕梁画栋的客厅到鲜花满地的花园、亭池、假山、刻有“延芳”的月亮门，到孤立旷野的破庙，以至孙宅大门框上吊死的仆人，大多为立体布景，仅“周急”一幕，展示富绅赵凯客厅陈设及张灯结彩喜迎新年之布景道具即达二三十件，远近景物，浑然一体，精巧逼真，使观众如身临其境，受到感染。而这一切，与身为布景部副部长的周恩来自有关系。
更为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不仅是新剧表演的积极实践者，还是中国话剧理论建设的先行者。在南开期间，周恩来曾先后发表了多篇论述新剧的理论文章，既有自己参加新剧表演的切身体会，更有高屋建瓴式具有概括性、引导性的理论成果。
1915年，周恩来在《本校十一周年纪念新剧〈一元钱〉记》中，除去以“错综参伍”的笔法记叙了该剧的内容和演出情况外，还“按时系言”、“激昂忼慨”地发表了自己对于新剧的初步认识：
“神州暗暗，天地为愁，国体呼声，弥满禹域，有志者于斯大难，正奔走呼号，冀醒帝梦之不暇。而我校独别开生面，于奄奄一息之际，欢欣鼓舞，以庆祝此十一周年纪念，且循例演新剧焉，有心之士，得勿讶(愕)其为毫无心肝，乐其所乐乎？曰：非也。国事达今，已无转圜之机，欲求振兴，惟俟之异日。然民智若是其闇,民德若是其卑,不谋启之励之,虽百余年后,恐亦将如今之唯唯否否，惟力是趋之民类耳！埋石之责，既若是其重，司之者又舍教育无与归，此吾校新剧之演不可以已矣。况学校教育在青年，欲联社会与化之，则新剧又为此集中利器也，盖改良社会，端赖感化劝导之功用，而新剧感人最深，迥非旧剧之以声调音韵胜。明乎此，则吾校新剧不为虚演，观者不至无所动于中。而吾记亦将不虚作，庶可免于后庭花之讥，天宝宫人之议也。”注②
时隔一年(1916年)，周恩来又就新剧问题专门撰写了一篇四节社论《吾校新剧观》，并在南开《校风》第38、39期上连续发表了第一、二节，第三、四节则未见发表。在这篇社论的第一节中，周恩来以“新剧之功效”为题，从语言文字对于一国之重要性谈起，分析了中国语言现状、中国教育现状乃至中国国力现状之间的微妙关系，在古今中外对比中得出“是知今日之中国，欲收语言文字统一普及之效，是非藉通俗教育为之先不为功。而通俗教育最要之主旨，又在舍极高之理论，施以有效之实事；若是者，其惟新剧乎”的结论。在这部分文字中明显看到新文化启蒙思想在周恩来头脑中的地位。
至于新剧缘何具有如此重要的教化功用，周恩来从新剧的本质特征上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认为新剧“言语通常，意含深远；悲欢离合，情节昭然；事既不外大道，副以背景而情益肖；词多出乎雅俗，辅以音韵而利益幽”。这是针对旧戏“不近人情”、“唱工太多”、“词多鄙俚”、“淫邪不堪入目”的弊病而言的。他对剧本的语言、情节、思想内容、布景等，均提出了具体要求，符合话剧艺术反映生活的特殊规律，这在西方话剧理论尚未介绍到中国的一九一六年，能作如此科学的认识，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周恩来批评了当时以新剧为名的众多“社会新剧”的弊端：“演者编者，类多率尔操觚之士，数时练习，便自登场。情节之未合也，言辞之支离也，布景之未周也，动作之失措也，均无暇计及。藉一二之滑稽辞句，博观者欢迎，间复加以唱工，迎合社会心理。上焉者，刺取时政，发为激烈之词；中者，描写村妪冬烘，供人喷饭。至若言儿女之情，不脱遗花打樱之窠臼，状英雄之气，难忘天霸薛礼之身分者，又下乘矣。”认为这些“藉新剧为护符，行卑鄙之实事”的各种“社会新剧”实在是新剧发展的一大悲哀。南开新剧在此等环境中虽能出淤泥而不染，但若想南开学子“负笈攻读之暇，事繁课重，舍每岁纪念演剧以外，实无力及此。岁演一次，社会一观，以此而欲期以开民智、进民德，不綦难耶！”基于此，周恩来试图以欧美戏剧作参照来考新剧之纯正主旨，考辨中希望能使读者在取舍去留中真正让中国新剧发挥其“伟力”。
在论述中，周恩来将中国旧戏、社会新剧、南开新剧与欧美戏剧的种类和潮流加以对比，认为南开新剧“种类上已占其悲剧感动剧位置；于潮流中已占有写实剧中之写实主义”。文章中，周恩来特别提到“现代写实剧者，乃最近七八十年之戏曲，其意在不加修饰而有自然实际及客观之趣味。此种剧旨，更为锐近而成空前之发达。惟现代写实剧时代，发生二大潮流：其一表现极端之理想主义；其一偏于极端之写实主义。”由此可以看出，时年十八岁的周恩来，对新剧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表演上的热爱，而是已进入到较高层次的理论研究中了，尤其是这篇文章对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特点的概括，以及通过对南开新剧的界定而对写实主义创作原则的间接肯定和提倡，都体现出周恩来文艺理论的先行性及前瞻性的特点。
注①《周恩来同学中学毕业评语》 《南开中学建校八十周年纪念专刊》 P39
注②刘炎《周恩来早期文集》(上)，《本校十一周年新剧〈一元钱〉记》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错综参伍”、“按时系言”、“激昂忼慨”为当时文后教师评语。
周总理“智斗”谈判桌
虽然时间过去了几十年，但在周恩来总理的外交生涯中，他一直以德高望重、幽默风趣著称，不管在何种场合，遇到什么样的对手，周总理都能唇枪舌剑，以超人的智慧，应付自如。尤其是在谈判桌上，面对对方的无理和挑衅，他都能机智应对，让对手占不到一丝便宜。至今仍有许多周总理“智斗”谈判桌的故事让人难忘。
故事一：对！牛弹琴
有一次，周恩来总理同国民党政府谈判。在我方义正词严面前，对方不但不接受，反而说同我方谈判是“对牛弹琴”！周恩来总理当即灵机一动，利用对方抛来的词语，将计就计，巧妙地回敬了对方：“对！牛弹琴！”在这里，周恩来总理把对方抛来的“对牛弹琴”这个成语巧妙地进行了结构上的调整，变成了一个内涵丰富的“对！牛弹琴”！从而既摆脱了困难，又迫使对方陷入无地自容的窘境。
故事二：“100多年的历史，是不是美国不能称为一个国家”
1960年4月下旬，兼任外交部长的周恩来总理与印度谈判中印边界问题，印方提出一个挑衅性的问题：“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吗？”周恩来总理说：“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远的不说，至少在元代，它已经是中国的领土。”
对方说：“时间太短了。”
周恩来总理说：“中国的元代离现在已有700来年的历史，如果700来年都被认为是时间短的话，那么，美国到现在只有100多年的历史，是不是美国不能成为一个国家呢？这显然是荒谬的。”
印方代表哑口无言。
在周恩来的反驳中，用了两个对比性材料来否定对方的观点。700年与100年相比较，你要否认700年而承认100年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其结果是承认100年就得承认700年这个事实。对比在这里产生了巨大的力量。
故事三：“我们祖宗脚下的东西”
1971年，基辛格博士为恢复中美外交关系秘密访华。在一次正式谈判尚未开始之前，基辛格突然向周恩来总理提出一个要求：“尊敬的总理阁下，贵国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发掘成果震惊世界，那具女尸确是世界上少有的珍宝啊！本人受我国科学界知名人士的委托，想用一种地球上没有的物质来换取一些女尸周围的木炭，不知贵国愿意否？”
周恩来总理听后，随口问道：“国务卿阁下，不知贵国政府将用什么来交换？”基辛格说：“月土，就是我国宇宙飞船从月球上带回的泥土，这应算是地球上没有的东西吧！”
周总理哈哈一笑：“我道是什么，原来是我们祖宗脚下的东西。”基辛格一惊，疑惑地问道：“怎么？你们早有人上了月球，什么时候？为什么不公布？”
周恩来总理笑了笑，用手指着茶几上的一尊嫦娥奔月的牙雕，认真地对基辛格说：“我们怎么没公布，早在5000多年前，我们就有一位嫦娥飞上了月亮，在月亮上建起了广寒宫住下了，不信，我们还要派人去看她呢！怎么，这些我国妇孺皆知的事情，你这个中国通还不知道？”周恩来总理机智而又幽默的回答，让博学多识的基辛格博士笑了。
故事四：“我们都背叛了自己的阶级”
有一次，周总理应邀访问苏联。这一次谈的是有关修正主义的话题。在同赫鲁晓夫会晤时，周总理批评他在全面推行修正主义政策。赫鲁晓夫却不正面回答，而是就当时敏感的阶级出身问题对周总理进行刺激，他说：“你批评得很好，但是你应该同意，出生于工人阶级家庭的是我，而你却是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言外之意是指总理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说话。周总理只是停了一会儿，然后平静地回答：“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但至少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背叛了我们各自的阶级。”出其不意地将赫鲁晓夫射出的毒箭掉转方向，朝赫本人射去。据说，此言一出，立即在各共产党国家传为美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