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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玛雅老人实属偶然，虽说她是邻居，但在瑞典，邻里是极少来往的，有点儿像“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那一日，我开车出去办事，车退出车库，猛然从反光镜里瞧见一位穿黑色连衣裙的人在招手。我摇下车窗，才看清是住在对面小楼里的老太太，颇觉惊奇。原来，老太太是想搭车去邮局，我连忙扶她上了车。 “我丈夫上周刚刚去世。我很孤独。我有三个儿子，他们都住在里丁屿(我所在的小区)……”老人还未坐稳就说起话来，声音颤颤巍巍的。也许是怕我没听清，一遍说完，接着又说了第二遍，第三遍。 在那以后的几天里，我和妻子开始注意这位老人。她几乎每天下午都会穿着那件黑色的连衣裙，呆呆地站立在门前。终于有一天，她记起了我。主动打起了招呼，还邀我和妻子去她家里小坐。 我们这才知道，老人名叫玛雅，80多岁了。刚刚过世的老伴原是瑞典一家大出版社的总经理。他们结婚50多年，有三个儿子，全都住在附近。说着说着，她又兴奋地去拿了孙子、孙女的照片来让我们看。 “他们常来看你吗？”我问。“他们都有自己的家庭和工作，都很忙。”老人的眼光中掠过一丝不易察觉到的无奈。 这时，门铃响了。一个中学生模样的小姑娘伸头进来，对老人说：“我从老人院来，您需要什么帮助吗？”我曾采访过瑞典的福利部门，知道老人院不仅要负责照看住在院里的老人，还要按区域划分，照看本区域内像玛雅这样住在家中的老人，通常这些工作都是由一些中学生义务来做的。 小姑娘的话音刚落，老人便连忙摇头，“不需要，不需要。”小姑娘有些尴尬，低下头在笔记本上写了点什么，便告辞了。“那么，孩子们来看你，是不是会帮你做点家务活呢？”老人听了这话，似乎有点不高兴地说：“我和老伴交了一辈子的税，政府有责任来帮助我，为什么要让自己的孩子来做呢？” 此后，我们还是每天都能看到老人穿着黑色的连衣裙站在门前。她有时记得我们，有时又记不住。 半年过去了，忽然有一天，我们没有看到老人的身影，去敲门，也没人应答。又过了几天，看见对面街上一溜排停了三辆小车。小楼里的灯一直亮到深夜，才听到有人开门，接着是一辆辆汽车离去的声音。一个星期后，有人把旧家具从小楼里搬出。 像所有的老人一样，玛雅在离开这个世界前最渴望的，肯定是她的子女们能常回家看看。但是，在一个高福利的社会中，这样的要求已经成为奢侈。 玛雅老人最后的经历让我想起了在《瑞典———古老多山的北国》一书中读到的令人感伤的诗句：“物质上我再无祈求，精神上我空虚无比，我在孤独与伤感中让时间流逝。我独自用餐，独自散步，独自入眠。谁来听我的倾诉？我只有自言自语。”这是一位同玛雅一样的瑞典老人的心灵呼唤，也是福利社会另一面的真实写照。 由于孤独，瑞典老人的自杀率要远高于全国平均的自杀率。例如，瑞典65岁以上男性老人的自杀率大体是每年40-50人/10万人，而男性自杀率的比例只有26人/10万人。 对于很多初到瑞典的中国人来说，最让他们羡慕的就是瑞典“老有所养”的福利体制。但是，当他们真正结识了像玛雅这样的瑞典老人，走进他们的生活之中，就会意识到，他们的生活是稳定而不是幸福。良好的社会福利能够给老人一个稳定的生活，但却注定会让他们承受亲情疏远的孤独。 现代福利社会在创造稳定的社会机制的同时，却割断了亲情的纽带。伴随着高福利的到来，家庭开始瓦解。当对老年人的照顾成为一种个人与社会的契约关系，而不再是家庭义务时，社会就会更加稳定，但这个稳定却是以家庭和亲情为代价的。在很多年以前，我们以为这不过是资本主义的通病而已，但现在却发现，它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必然，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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