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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踪前的两个电话
曾正华的离开不仅让他姐姐、堂兄为他揪心，同时也牵动着全村的人。大家都联系不到他。他的第一个电话来得比较迟，直到2006年6月才打来。曾的堂哥曾正顺说：“当时打来第一个电话时，告诉我们他在哈尔滨的一个植树大队负责植树，因为还没有一个月，暂时没有给工钱，不过是管吃管住，饭是吃得饱的。在那个电话中，他叫我们把房子给弄一下，有点漏雨，还有让我帮他代领一下自己的低保。”一个月后，曾正华打来第二个电话。曾正顺说，第二个电话打来的时候，明显用的是普通话，仍然让家里人帮他修理一下房子。两个电话之后，曾正华彻底与家乡失去了音信。按照拨过来的号码拨回去，发现是公用电话。
扑朔迷离的失踪
曾正华的杳无音信引起了全家人的恐慌。曾正顺告诉记者，当时他和姐姐去三台找当初来招工的王怀友要人。但是王怀友告诉他们，他们的目的地是长春，曾正华没有到长春就与他们失去了联系。王怀友还说，当时曾正华还用了他好几百块车费，人却没有到目的地，他还有向曾的家人要回车费的意思。许录英也说道，当时一起离开的时候有十几个人，那些人一年之后就回来了，也说在火车上曾正华就走散了，之后就没有音信。
对于这样的说法，曾正顺说，他们全家都不是很相信。因为，尽管曾正华反应有点迟钝，但是他以前也出去打过工，不是第一次了，以前在昆明等地，没有钱他都能够想办法回来的。但是失踪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他又是怎么被拐骗到黑工厂干苦力，至今他们也无从得知。
B 疑
民工被骗为何一再发生？
有人以招工为名专门行骗？
在中江调查采访时，不少村民向记者反映，有一批人经常到农村来，以招工为名骗当地村民到外地从事传销非法活动，或者干了苦力又拿不到钱。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村民告诉记者，她的女儿在春节后就被一伙人骗到了江苏从事传销，“为了让家人给她们寄钱，他们往往编造各种谎言，甚至以女儿出车祸压断双腿急需钱手术等谎言来骗钱。”
在曾正华所在的昭明村采访时，不少村民见了记者要么躲得远远的，要么什么都不说，显得很警惕。后来，记者才了解到，这些村民已被那些招工的骗子害惨了，一有陌生人来大家都会躲藏。“那些招工的人每次也是开小车来，每次都说得很好，说活路轻巧不说，每天还能挣上几十甚至一百元钱。但是，一旦被他们骗出去以后，他们要么不管了，要么强迫干苦力，要么就诱骗去做传销。”
当地一曾姓村民告诉记者，他曾经也上当受骗过。后来他才知道，有一伙人专门在干这行，他们在外地联系好业务后，就以招工为幌子骗取村民信任后，带到目的地或中途，他们会想出一些花招引村民掉进他们事先设好的陷阱，“比如走丢了，或者故意让民工在外地的火车站 ‘巧遇’招工的人，让不明就里的民工们进入圈套。”
记者在当地农村走访时发现，在农村劳动力大量输出的同时，也暴露出不少社会问题，由于他们急于想找到工作、急于想挣到钱，加之他们的文化水平不高、法律意识淡薄、辨别能力差等，不少人上当受骗而落下悲惨结局。
呼兰为何频出“奴工案”？
记者连线哈尔滨了解到，2007年11月24日，6名衣衫褴褛的男子来到《黑龙江晨报》诉说他们被黑心老板骗进“魔窟”，沦为“奴工”的遭遇。这6名打工者介绍，他们都是在各地火车站附近被以 “介绍到工地干活”为名骗到哈尔滨的，随后便被老板以暴力威胁手段限制了自由。数月间，他们被老板带到省内多处工地，没白天没黑夜地干活，拿不到血汗钱，过着非人生活。与这次呼兰区民工坠楼案发后被解救出来的 “奴工”们的遭遇基本一致。据11月28日《黑龙江晨报》的报道中称“粗略估计至少有四五百人，其中有一部分是智商低下的人。”
今年1月22日，骗6位外来农民当“奴工”的主要犯罪嫌疑人“于大龙”，真名于刚，因强迫职工劳动罪被刑事拘留。于刚系呼兰区莲花乡永安村农民，巧合的是，这起奴工案主要犯罪嫌疑人谭某是呼兰区莲花乡农民。据哈尔滨警方中知情人讲，莲花乡近年来频出像“于刚”、“谭某”这样的奴工主，已有多人因非法控制奴工被警方通缉。
这次被解救的33名民工是呼兰区最后的奴工吗？为什么这个地方频现“奴工”？为什么有人坠楼了才“高度重视”？近两日，网友对奴工的质疑声一浪高过一浪。让人不禁想问一句：“发现‘奴工’真的就那么困难吗？”
C 幸
两名四川民工踏上回家路
记者从哈尔滨市救助站了解到，13日晚，呼兰公安局共转过来33名被解救出来的民工，其中有7名民工智力完全正常，由劳动部门安置。据了解，这7名民工被安置到呼兰区第二砖厂打工。另外26名民工，因为呼兰区救助站空间有限，将转送到哈尔滨市救助站。经过工作人员耐心询问，有23人可以说清自己的家庭住址，其中吉林9人，四川2人，云南1人，河北1人，辽宁1人。救助站按照有关规定，为他们买好返程的火车票，并指定工作人员将他们送上火车，这些人在14日至17日已全部遣返完毕。由于救助站工作人员数量有限，除老人、儿童和无行为能力的人以外，不可能对所有的救助者都派人护送回家。像这种有轻度智障或被强迫限制起来的正常人，给他们买好车票后，他们应该可以顺利回到家里。
据救助站有关人员介绍，两名四川民工已于17日踏上回家列车，“不出意外的话，他们将在这两天到家的。”
记者手记
不能承受的采访之痛
时隔九个月之后再次采访黑工事件，是记者无法承受的痛苦，尤其对于华西都市报的记者来讲更是如此。因为作为十年前在全国率先披露黑工现象的华西都市报总是一次又一次见证、揭露这些非人的残暴，却又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去继续这样的采访报道。
历史似乎有着雷同性。1997年，同样是中江，这里的43名农民被骗到山西太谷县的黑砖窑，遭到关押，被强制劳动。彼时，本报记者奔赴山西，以负责的态度积极参与解救黑工，积极向社会奔走相告，是不想再见人间的悲剧。
而2007年，同样在山西，一场史无前例的黑砖窑黑工事件成为全国舆论的焦点。本报记者再赴山西，全面调查黑工利益链条，甚至披露其背后腐败的政治生态圈，目的是彻底斩杀幕后黑手。
可惜，在时间刚刚跨过2008年门槛3个月之时，哈尔滨的黑工事件被曝光又再次将华西都市报的视角带回中江这个地方，这不禁让记者回想起从1997年来的每一幕。
这样的采访是十分痛苦的，因为每每触及到这些黑工的亲人、乡亲时，他们的眼中悲喜交加，悲则是被奴役的生命之轻，喜则是不幸中或有生命被解救的大幸。而这些对于记者来说，不论是悲还是喜，感觉到的仅仅只有肩上的责任更重，心中的内疚更多。
对于哈市发生的这起奴工事件，我们现在的控诉与反思，似乎都不可能再逾越山西黑砖窑事件的广度、深度与厚度了。既然太多的教训与反思都明证，奴工事件的相关责任主体已不难廓清，相关制度缺陷已经不难明证，那么，面对人性与文明底线一再失守，面对我们悲怆无奈的重复控诉与反思，谁又还在安之若素呢？
现在，肯定还有一些农民工、残障人士，徘徊在中国许多地方的车站码头上，要让他们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要让我们所有人的生命权、自由权都得到秩序正义的保护，我们也只能期待一种强大迅疾的行动力。而它的指向，就是我们所有能够反思到的向度——执法公正、权力约束、制度重建等等。
只是，到底还要付出多大的血泪代价，才能催生最强大的行动力，来让那些“丧心病狂”、“令人发指”、“惨绝人寰”、“罄竹难书”的奴工事件真正绝迹呢？我们期盼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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