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傻子瓜子”畅销的窍门
我就决定降价，从两块四降到一块七毛六，降价以后，来买瓜子的人太多了，一个队伍排50米以上，两个队伍100米以上
我自个没本钱再做生意，就讨饭，讨到扬州。我一个姓许的亲戚，到扬州去玩碰到我，让我回来，我不回来，到1980年8月5号，我回到芜湖，我母亲年纪大了，我回来已经立秋了。回来以后我的大孩子找我了，说我有两个钱但不会做生意，你给我指路吧。我说指路不行，前面有黄金，你看不到，我看得到，要跟我后头，学！之后大孩子跟我炒瓜子。当时看我卖瓜子卖得好，好多人也开始卖瓜子，我家瓜子的销量也因此受到影响。我就决定降价，(价格)从两块四零售降到一块七毛六，一下子跌了六七毛一斤，我大孩子说，你这不折本吗？我说，你不懂，怎么叫经济学呢？你跟我试试看，炒出来，就晓得了。算下来成本每斤还得1毛钱利，炉子如果天天炒不停，这个煤和材料成本就可以节约下来，如果十天八天不炒，这个煤就浪费了，还有100斤瓜子要溢称5斤，我其实就是赚的这个钱。这样100包就是(赚)千把块钱。如果你两块四一斤、一天卖100斤瓜子，就算1斤赚1块钱，也才赚100块，到底哪个利润大？还带动了工人的积极性。他在我这里天天有活干，一个月工资18块、20块，每天还在我这里吃喝，他怎么不干呢？这是真理，但这是我用实践悟出来的。我天天炒赚多少，不炒赚多少，我不知道吗？这是你在书上看不到，想不到的。后来我大儿子(年金宝)跟我学到了，还有二儿子(年强)，他们自个单干了，那么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但你走得不如我快，因为我实力大。
我降价以后，来买瓜子的人太多了，一个队伍排50米以上，两个队伍100米以上，我就讲了，计划生育独生子女买两斤瓜子可以不排队。过路人到芜湖来两斤瓜子用车票买不排队，结婚的十斤瓜子不排队，拿结婚证来买不排队。军人不排队。结果越做越大，从一万斤到十万斤，从十万斤到二十万斤，别看(利润)毛把钱一斤，多得吓人，二十万斤多少钱，两万一天，这是薄利多销。
钱多得都发霉，拿出来晒
那时候我已经有100多万，那时候最大的钱就是5块、10块，一袋袋都是大麻袋装着
1981年9月4日，我正在炒瓜子，家里来了4个人，副市长赵文波，还有芜湖日报社总编辑、工商局副局长和公安局副局长。赵副市长伸出手来同我握手，问我生意为什么在老百姓中评价这么好。说实话我还以为他们是来找我麻烦的。赵副市长吃了我捧给他的瓜子之后说：“口味很好。要放开干，把瓜子牌子创出来，打到各地去，为芜湖增光！”第二天，《芜湖日报》就发表了题为《货真价实的“傻子瓜子”》的报道。光明日报也先是在1982年12月20日本报一版刊登了两条消息。一条消息的标题是《个体经营的“傻子瓜子”价廉物美信誉高，国营企业的“迎春瓜子”面临挑战赶上去》，另一条消息是写《“傻子”年广久向阜阳灾区捐款五千元》，1983年1月4日，又刊登了《“傻子”和他的瓜子》，而且是重点报道，我的“傻子瓜子”越做越大。
你问我那时候赚了多少钱？那时候我已经有100多万，卖瓜子怎么能赚了100万呢？那时候最大的钱就是5块、10块，一袋袋都是大麻袋装着。(笑)天下大雨，我的钱都发霉了，我就拿出来晒，我就是晒给别人看，我就晒给你看。
天经常下雨，钱也发霉，我就把那些钱拿出来晒在院子里，几十万元就晒在上头。我们市委的人讲，你胆子不小，这是什么日子，我说我钞票霉了。你不要头了，赶快走。
小平讲话让我化险为夷
别人去上头告我，讲我雇了100多人，是剥削，小平讲话后，市委来我家报喜说，“傻子你不得了了，看来以后没人敢动你了！”
我从(雇佣)10个人到100个人，从100个人到140人，这个时候，大概1982年的时候，运动来了，说我是雇工剥削。说我雇工超过8个人就是剥削。按照马克思的说法，雇工到了8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了。要按照这个说法，中国以后的一个个工厂都要垮不可。为什么垮呢？不要个体户支援工厂了，过去是讲国营带动个体，三中全会是讲个体带动国营，口号都变了，后来工厂垮了发展个体，下岗了，个体可以一个带一个(致富)，在(国营)工厂能干的拿不到工资得不到奖金，不能干的却享福，工厂怎么搞得好呢？工厂活稀泥，这工厂怎么能不垮呢？
再讲一个事，1985年我去合肥，我通过芜湖果品公司联系了一批(生)瓜子，100多吨先运到省供销社，已经运到了一个多星期了，天又下雨，不往仓库运，就那么把瓜子堆在大门口，我到省供销社就去找一个姓丁的，我要全部买下来，他们不肯给我(货)，说我这里不收现金，要等把瓜子转到芜湖(供销社)，再让我去芜湖拿现金买，过去中央有个文件规定供销社不能自己生产，但现在他们想留下自己生产(炒瓜子)，我一生气就把我们芜湖果品公司的招牌给摘了，倒挂在市委门口，市委书记出来了，才了解了事情，合同是我订的，可货堆在那里一个星期了，你自己不炒又不给我，如果等货转到芜湖我再拿，那真不知道几个月才能转到芜湖。这就是国营管事管得太死。如果自己炒，他们完税也完得少，赚一块钱才交5分钱，我呢卖一斤瓜子就要交5分钱税，个体也好，国营也好，税收应该是一样的，为什么要交两样税呢？这是不合理的。这是应该改革的问题。
别人去上头告我，讲我雇了100多人，是剥削，说芜湖有个傻子赚了100多万，有个大字报挂在市委大门口，上面写着“傻子瓜子呆子报，呆子报道傻子笑，四项原则全不要，如此报纸实胡闹。”
事情越闹越大，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讲话了：“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91页)这些你问我怎么知道的，这些是写在内参发给我的，是市委来我家报喜嘛！他们说，“傻子你不得了了，看来以后没人敢动你了！”
实际上，在此之前一年多，雇工的争论出来之后，省里农委主任周曰礼就派一个叫杨绩龄的干部来芜湖调查我，还写了个调查报告，后来这个报告被带到中央农村会议上，惊动了邓小平，所以他当时就晓得了我傻子。当时他的表态是放一放，看一看。
紧接着瓜子卖到了上海，在南京路和淮海路两家食品店开设了销售点。1986年，上海话剧团都在演我卖瓜子的事，叫《傻子进行曲》。
我们中国，非要走改革道路，从个体走到民营道路，合资道路，我后来也走了合资道路，跟政府合资，但是失败了。
1984年的时候，我主动向工商部门提出联合经营的建议，1984年7月1日“芜湖市傻子瓜子公司”正式挂牌，当时成立公司也简单，设两个副经理，会计，挂个牌子，就可以了。
我与新芜区劳动服务公司和芜湖县清水镇工业公司签订了联营协议。他们出资30万，我以商标权和技术入股，并担任总经理，向他们交纳18万元的利润之后，其余部分归我所有。与公家单位的联营，我当时的考虑就是这样可以减少麻烦，找个“保护伞”，可以摘掉“资本家”的帽子了，以前在公家单位上班的(干部)，一个月拿40多块钱，现在我们这里工资就是500，他们把钱拿走了，到最后却(给我)来个斗争，但我觉得吃亏的不是我，而是他们，因为我倒他们也倒了！
我给你们高工资，但是你们得遵守我的制度。他们在单位干惯了，上班就是看报纸，我规定上班看报纸要罚款100，报纸晚上可以看，但是上班是上班，办公室不能看报纸，他们都讲我太厉害了！后来他们就上告，给我合资戴帽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