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0后 市场经济下的蛋 □ 《记者观察·民声》主笔汪洋 “80后”一代正处在中国社会转型大背景下，可以说呱呱坠地始就遭遇了市场经济的疾风骤雨。他们记事的时候，中国已经进入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阶段，因此他们注定要承受中国经济转型带来的剧烈阵痛。 他们大多是独生子女，从小衣食无忧，他们成长于一个相对单纯的空间，然而他们在毕业就意味着失业的现实中，不得不在生存与竞争的双重压力下寻找发展空间。因此他们必然活得比父辈们累，活得孤独。 他们离经叛道，但遵守游戏规则；他们崇尚自由，但不排除合作；他们追逐财富，但讲究取之有道。他们北漂，缘于有梦。一个个奋斗的梦，有梦就有希望。他们离开家庭温暖，走出熟悉的环境，背井离乡，只身闯荡京城，陷入集体无意识的漂流动荡之中。他们哭过，消沉过，动摇过，但他们从来没有后悔过。他们用自身的行为打破了中国传统小农经济超稳定的结构。 我认识的一位记者，离开省城来到京城，住地下室，在未找到工作时，身无半文，曾经三天未吃过一顿饭，被逼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他可以找同学借，或者让家里寄钱，但他没有这样做，他硬挺了过来。他清楚放弃就意味着失败，他明白大都市的机遇和发展远远大于中小城市，他绝不是来北京混吃混喝的外省人。 鲁迅在小说《伤逝》里面曾说：一要生存，二要发展。生存与发展两个不同数量级阶段，生存是基础，发展是动力。在这组“80后”的文章里面，主人公都是实实在在，活生生的小人物，面临生活压力，不抱怨，不放弃，乐观向上，默默前行。上班要挤三个小时公交车地铁，生活成本高，生活压力空前，睡眠严重不足，冬天的小屋没有暖气，甚至没有钱吃饭，且放弃优越的没有任何压力的小城市生活，放弃国外丰厚的待遇，他们中一个人说得好：“人不应该总是埋怨客观环境，在大城市，只要你拼了，就能出成绩，这个城市就承认你，越得到承认，你的心态就越平和，就越出成绩，这是一个良性循环。”代表他们的心声。 纵观历史，大清朝湖广填四川，带来盆地的空前繁荣；百年前山东热河的汉民闯关东，无意间成为传播内地文化的使者，造就了东北地区的人丁兴旺。如今，80后外乡人独闯北京，也烙上这个时代的印记。比之祖先，他们的行为是主动而非被动，这是“80后”鲜明的特质：张扬个性，崇尚自由，务实求发展，看重结果但不排除追求过程中痛并快乐的喜悦。 以前为理想，现在为梦想。理想可望而不可求，梦想则可随时变成现实。他们比父辈更注重实际。他们没有父辈解放全人类的理想担当，也很少有父辈那种高昂的英雄主义情结，甚至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连保尔·柯察金这样的钢铁楷模也不知道。他们缺少上世纪七十年代“存在即合理”的事功色彩，以及叩问人生道路在哪里的迷茫。他们不追求崇高与伟大，不抱怨现实，甚至没有惊天地泣鬼神的豪言壮语，他们务实，平和，很在乎个人价值。他们不太看重他利，更看重己利。首先是活着，然后才是奋斗，他们衡量道德价值的标准不是荣誉、崇高、理想，而是财富、积累、成功，他们已经蜕化为彻头彻尾的市场化的“经济动物”。 如果说欧洲19世纪中叶“城外人”纷纷涌向巴黎、伦敦，向往浮华的都市生活，追求享乐，上世纪初美国西部淘金热展现的是新大陆西部拓殖的冒险主义精神，而今中国“80后”这个庞大的新生代，集多重性格组合于一身：力求稳定，又不甘于寂寞，义无反顾追求冒险，又谨小慎微患得患失，既儿女情长小资情调，又寻找刺激江湖豪气。“漂一族”、“希望一代”、“垮掉的一代”、“网络一代”、“孤独一代”、“自私一代”??很难用一句话准确概括这个群体的基本特征。但万变不离其宗，个人奋斗、我行我素、追求成功的基本价值的信念始终不变。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校正一贯的价值评判标准，不得不换种思维，摒弃传统道德观，制定新的衡量体系。 “80后”是个不新，但依然非常有意思的命题。他们是冉冉崛起的一代，正在成为中国“人才蓝筹股”。今年不少“80后”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佐证他们步入主流社会的时间不远了。 关注“80后”，就必须关注他们活着然后奋斗的生存轨迹，接受他们正在成熟的事实，他们是典型的市场经济下的蛋。 在大城市，只要你拼了，就能出成绩，这个城市就承认你，越得到承认，你的心态就越平和，就越出成绩，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80后”的北京时间 □ 《记者观察·民声》记者吴佳男 农历正月十五清晨，天还没完全亮，住在北京回龙观华龙苑北里2号楼的小K被手机闹铃叫醒，他迷迷糊糊地起床，在洗手间里胡乱地洗了一把脸，扯过衣服，拎过包，锁上门，“蹬蹬蹬”地跑下楼。 楼下，马路边上，已有不少和他一样，睡眼惺忪，身体打晃的年轻人等在公交站点了。大家的目的地一样：挤371路到霍营，再转城铁13号线到市区上班。 小K向自己住的那栋楼望：那些格子一样的窗口内，几乎都亮起了灯。 他苦笑一下，回龙观，名副其实的“睡城”：住户几乎都是上班族，清早去上班，晚上七、八点才回，白天里，整个小区人气严重不足。 到了城铁站，车很快来了，人潮“哗”地一下涌进车厢，瞬间填满了所有缝隙。车子发动，早晨第一缕阳光射进来。 公交地铁交响乐 据《北京市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7年末，全市常住人口1633万人，比上年末增加52万。其中，外来人口419.7万人，增加36.3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25.7%。这些人中，专科以上学历的，约占10%。 阿花便是那10%群体中的一员，“漂龄”一年。和小K要倒13、2、1号三次地铁上班不同，阿花要幸运一点，因为只坐一趟公交，之后再坐2号线，三站即达。但即使这样，阿花也不敢大意。 每天一大早，“300快”公交车一到站，原本排成长龙的队伍瞬间变得臃肿不堪。阿花和别人一样，争先恐后抢占有利地形向上挤。平时阿花能拼过别人，而这一次，不知是不是没吃早餐的缘故，她失败了。车门关上，超负荷的公交车“哼哼”着向下一站驶去。 阿花很郁闷，因为这次失败，意味着迟到，意味着当月的奖金被扣除。 终于挤上地铁。站在靠门的一个座位前面，阿花死死地抓住吊环，用后背抵挡着一波又一波的冲击。座位上的那个女孩和阿花的打扮差不多，此刻正抱着臂膀，低着头小睡，车子晃动，或者到站时，她会微微抬起头，把眼睛撑开一条缝，之后马上又闭上。在她头顶的车体墙壁上，一则房地产广告里写着：“不管未来怎样，先弄套房再说”。 车厢里更多的人，看报纸的看报纸，看车体电视的看电视，看表的看表，无一例外的，面无表情。车载电视上，正介绍着某个奥运项目，同时底下跳出“距离北京2008奥运会还有15*天”之类的字样。 相对于阿花，来北京3年的小K上下班行程很艰难。 每天早上7点半左右，13号线到达西直门站，小K费力地从车厢里挤出来，又随着如潮的人流换乘2号地铁。这个换乘站比较特殊，换乘要走两段，一段地上，一段地下。地上这段，专门设置的几道栅栏人为地控制了高峰期的人流。“高峰时段，在这儿要多耗费10多分钟，人挨着人，设计得太差劲了，怎么就不能连在一块儿？真是烦透了。”小K说。 8点45分，小K终于走出地铁，再步行10分钟，走进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 迷茫中的曙光 巨大的北京，拥有着巨大数量的人口，每一天，这些流动人口在检验着这个城市的消化系统。每日近1千万的出行人员，对于只拥有3万余辆运营车辆、800多条公交线路，以及114公里地铁的城市公共交通系统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一旦发生天灾，或者交通事故，城市的某个点上，瞬间就可能瘫痪。 工作在西单，住在知春路的成都女孩落落来京前就被北京的朋友告之：每次出门，必须预算出两个小时，或者更多。 “在老家，每天走着上班才只半个小时，现在这种强烈的反差，让我要发疯。”落落坦承：每天3个多小时的上、下班行程，消耗了她太多的能量和激情。 “休闲时间一直那么少，每周末想找人聚聚，就得上网查地图，还不一定走对，于是什么心思都没了。即使决定去，那也意味着早上起床后就开始筹备，之后，和正常下班差不多晚才能回家。” 休息日，落落也要计划一下：周六上午睡个懒觉，补充睡眠；下午，整理房间，洗衣服。周日，出去购物，晚上做顿比较丰盛的饭吃。之后，早早睡下，以便于第二天能有精神上班。 “在地铁里，你已经很难分清哪些是白领，哪些是学生，或者别的什么身份的人。有些人早上还很光鲜，晚上就委靡得不成样子。”来京近4年的小诺说他能惟一能感知的，就是所有人的内心都很焦躁。他对这个城市里和他相似的人做出了一个基本的描述：地铁里苍白疲倦的脸、小饭馆里扎堆吃午餐的三五同事，花几百元甚至上千元与人一起合租房子，去折扣店买反季服装。 “在北京，最折磨人的是租房。4年里，我换了七、八个地方住，王府井边上，三里屯附近，传媒大学那儿，南三环到西三环，我都呆过。几年间交给搬家公司的钱都有二、三千了。”小诺说。 “很幸运的是情况好了点儿”，去年11月份，小诺终于在苹果园附近买了一个“小两居”，为此，他每月要交出工资的三分之二：按揭、物业、水电煤气。 虽说算是安定了，但每天中午，小诺还是要在中午11点半左右，从中关村“长远天地”的某个单元门里出来，在街边买一份5块钱的盒饭，之后拿到楼上吃。“有人担心不干净，但我暂时管不了那么多了，何况还给一个水果呢。”他露出憨憨的一笑。 和小诺相比，半年前辞掉哈尔滨的工作，带着各种证件来京的小郑坚信“在北京可以找到梦想”，但现在不说工作，仅这种“紧张的，高强度的，虚耗掉太多的”生活节奏就让他感觉到了迷茫。 等待这个城市的包容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张远帆认为，随着高校扩招后第二、三批大学生“下线”，“新京漂”规模空前扩大，竞争更为激烈。同时，近一两年，在物价上涨，奥运临近等因素的推动下，80后“新京漂”正遭遇拐点。 《民声》记者采访过程中了解到的信息似乎印证了张教授的观点。许多采访对象表示，来北京前，很自信，坚信“脑袋里有东西”，就不怕找不到工作。但来到北京后，他们发现想像和现实果然有距离。 晓辉是北京东城区某医院的一名护士。本来，以她的学历和能力，可以在家乡的中上等医院里做一名医师。“事实上，我们这儿比社区医院级别高不了多少，可我只能当护士，而且，人家在编，我是聘用。”晓辉表示她能理解院方“医师本地化对医院有好处”的说法，毕竟，此类医院的绝大多数病人是“北京土著”，“但什么事情都不是绝对的，我认为，医生能力才是最重要的。” 和晓辉相比，2004年底从辽宁锦州来京，在外企工作的小丽不用担心“地方保护主义”，但她比较在意户口问题，因为男友刚来北京，还只是一家图片社的临时工，他们至少要有一个人弄到户口才可以考虑在京结婚的事情。起初，聘用单位答应给小丽办理北京市户口，但种种原因，户口未能办成。 一开始，她的情绪没受到影响，因为她很早就拿到了北京市“绿卡”(北京市工作居住证)。按规定，持“绿卡”满3年、符合条件的，可申请办理人才引进手续。 但现在，过去3年半了，小丽着急了。08年春节后她就一直在跑各相关机关，到现在为止，还不见有着落的迹象。 今年2月22日起，北京警方开始在全市大规模检查暂住证，要求所有符合条件的外地来京人员必须办理暂住证。 听到这个消息后，住在海淀黄庄北的小敏有点着急了。来京几年，每次遇到有来查暂住证的，她总是东躲西藏。“说实话，真不愿意办，那个证看着就别扭。但这次，办也就办了，为了奥运，查得肯定很严。” 在《民声》记者的采访过程中，许多人表示，现在看来，当初来京时定下的弄到户口、买房、买车的目标，不知不觉远了。 “先把工作稳定住再说吧。别的，养老、结婚、养孩子，都没敢多想呢。” “城市还未包容他们。股市、房市、教育、医疗，甚至利率，每一种被圈定的市场之手都来剥他们一层皮。他们的生活节奏依然飞快，更多了紧张和压力，他们对未来已经没有了从容和预期。地位，也能说是高级打工仔而已。”著名学者余世存这样评价他眼中的这拨80后“外乡人”。 为“北京土著”而奋斗 据某机构调查结果显示，2003年，北京市全部流动人口对本市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率约27.96%。“从数据上可以看出，流动人口对北京的贡献不可小视。”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一位前官员说，“随着近几年北京外来流动人口的增加，这种贡献有增无减。” 相对于小K和落落的悲观情绪，来京一年，同样属于上面提到的“外来流动人口”，在某视频网站迅速做到后台总监职务的刘冰却很理性，“人不应该总是埋怨客观环境，在大城市，只要你拼了，就能出成绩，这个城市就承认你，越得到承认，你的心态就越平和，就越出成绩，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刘冰的同事，从小在北京西城区长大的小蔡表示，“前两年，有的老北京人确实戴着有色眼镜，但近两年，情况好多了。活得有劲儿，有成绩的外来人员，北京人就很佩服。” 刘冰是个摄影爱好者，尤其喜欢在地铁里拍照，去年夏天开始，两块钱可以在地铁里随便转悠了，这个事实让他至今兴奋不已。“不在乎那几块钱，最主要的是心情舒畅了，每天少花四、五块钱坐车，这对有些人来说是很重要的事。” 相比刘冰，在北京做了2年广告业务，正在买车的马锐则高兴于用暂住证也可以上车牌这个政策。“本来嘛！车牌这东西，上哪里的还不是一样开？” “北京有浓厚的文化氛围，治安也好。我在这里能获得安全感”。曾在广州工作过两年的莫莫说。 马锐两年前来京的初衷很简单，工作挣到够花就行，主要是体验北京的文化。从小在家看电视，他就对“皇城根儿”、“前门楼子”、四合院、北京胡同等地方感兴趣，“向家里借些钱，我准备在这儿扎根了。” 春节过后，一直对出行恐惧的阿花听到了一个“利好”消息：今年6月份以后，她就可以在家门口坐新开通的10号线去上班了。 “自去年4月起至今，北京陆续开通了40余条公交新线路；今年6月，地铁10号线正式投入运营后，将极大减轻三环路的交通压力，支持CBD的扩大和发展。”北京市规划委总规划师施卫良告诉《民声》记者。 “事实上，选择了一个城市，就选择了一种生活，无论在北京，还是在自己的家乡。“刘冰准备通过三到五年实现寄居者到“北京土著”的过渡。“我相信我的未来会是闪亮的。”说这话的时候，刘冰的眼中有着亮亮的光彩。 (郭建光对此文亦有贡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