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葛剑雄，历史学博士，现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主任、教授。
中华文化标志城宣传海报 他们可能没将问题弄清楚 南都周刊：现在中华文化标志城成了人们讨论的热点，你怎么看待这种议论? 葛剑雄：对啊，我也很奇怪，人们为什么要把矛头对准我。现在有很多人批评我，网上热炒得也很厉害。我是觉得媒体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把这个问题弄清楚。 很多人把我说成是这个项目的首席专家、总规划师。其实，我只是复旦大学创意与规划方案的首席专家。因为这个项目有很多单位提供了方案。(葛剑雄拿出一本书，叫《中华文化标志城 创意与规划方案汇编》。)我在北京接受采访的时候，这本规划设计方案没在手边，现在，我可以拿给你们看看。 (这本方案汇编的目录上写着：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山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华建景观设计公司、山东省鲁南地质工程勘察院。其中复旦大学方案的首席专家为葛剑雄，中国人民大学方案的首席专家为孔子研究院院长张立文等) 你可以看到，提供方案的不止我们复旦大学一家，更不是我葛剑雄一个人。而且这些方案目前都还没有确定用哪一家的，只是山东济宁比较倾向于同意复旦大学的方案。我从今年1月份提交这个方案至今，还没有跟山东联系过。我刚从北京回来，才看到桌上有一封他们寄来的快件，我也还没来得及回复。 我要问问谁是魔鬼啊? 南都周刊：如果山东采纳了复旦大学的项目，你能不能大致估一下要花多少钱? 葛剑雄：我不是学建筑的，这个不好估计。这要取决很多因素，比如有没有征地、有没有拆迁?拆迁怎么补偿老百姓?还是国家划拨土地等等。当然如果最后要建的话，数额肯定巨大。 有人说项目要花300亿。我们现在做的只是一个创意，一个概念，是个战略规划，这个规划通过了。再做一个项目详细规划，然后再去做财政预算。还都远远没达到那一步，我不知道别人说要花300亿是从哪里来的，如果有人这么说，应该谁说的去问谁。 这个项目，根据山东省的需求，有五家单位给出了自己的创意需求，复旦大学是其中一家。其他的，该不该建，花多少钱，都不是我们能够考虑的问题。有人不清楚情况，说魔鬼从来不可怕，可怕的是给魔鬼化妆的人。我要问问谁是魔鬼啊? 南都周刊：这个项目能不能建，是不是应该有个程序?至少应该有公众的意见在里面，来表达对建这个项目的肯定或否定。据你所知，有这个程序么? 葛剑雄：我只知道，我拿到这个项目的时候，就是已经确定要建的，我形象地称之为命题作文。那是有批准文件的，而且都是高层的批准，这个他们肯定是不敢造假的。你可以去看看那个文件。至于有没有经过什么程序批准，你应该去问济宁市。 南都周刊：也许因为要耗费巨资，而中国现在亟待解决的问题又很迫切，人们觉得应该把钱用在刀刃上。 葛剑雄：这个也得问中央政府。首先是该不该建?应该建的话，现在时机是否合适?比如财政支出可不可能，是否合适?要比较轻重缓急，比较它的作用。这些不是我们能考虑的事情，他决定做，我们提规划方案。 造国家大剧院花了几十个亿，也得做，奥运花了上千亿也在做，这个都不是我们能决定的事。如果国家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需要建的项目，就由国家分清楚轻重缓急，但是不能用义务教育的钱，不能用扶贫的钱，要统筹安排，如果政府没有钱，那么暂时不要建。 南都周刊：有这么多人反对，山东还是要做，你们有没有矛盾的地方? 葛剑雄：比如他们要力推孔孟，我就不认同，我认同的是56个民族的文化，不仅是华夏文化。他们虽然倾向用我们的方案，到时候也会有很多修改的地方，但如果他们把这个方案改得面目全非了，就不能说是我的方案。 我在总论里面，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必须遵循的原则的第一条，就是严格遵守宪法。还有维护民族团结、展示多元文化、尊重宗教信仰等。还强调它必须具备国家级文化功能，有了这种高度，才可能避免各地模仿。 我们设想在核心区建一座中华伟人堂暨国家纪念堂。北京现在只有一座毛主席纪念堂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前者是专用的，后者只纪念1840年以降的人民英雄，应该有一座国家级的纪念堂，纪念各民族的祖先、杰出人物。法国巴黎就有先贤祠，不少国家都有法定的国家纪念堂，宗教国家都有国家教堂。如果将这座纪念堂建在“标志城”，今后像清明纪念、抗战胜利纪念、历史伟人周年纪念等就可能在那里举行，平时可供民众瞻仰。 南都周刊：很多专家觉得，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一座城是无法标志的。 葛剑雄：从学理上讲，我肯定是认同的。什么叫中华文化的标志?中华文化的内涵和外延都如此丰富，还有56个民族，拿什么去高度概括? 文化这个东西是自然形成的，有很长期的过程积淀，人造是造不起来的。唯一能代表的地方就是首都，只有它是法定的。所以我首先跟他们解释，这是一个人造的概念，是外加的，外加的是没有人能够全部承认你的，除非得到国家的授权，由国家确定下来。 所以我认为，你要建随便怎么建，只要一条，除非中央政府给你授权，给你建。第二个，建什么，为什么建在你这里?只有人大授权才可以成为“国家级”，而且我也不主张用祭祀，而是用纪念。 南都周刊：还有“文化副都”的概念，有些人觉得有夸大之嫌。 葛剑雄：这个“文化副都”的概念是我想了好久想出来的。中国不存在这样的东西，只能人造一个出来，中国自发形成一个圣地，形成一个文化标志，一千年以后也不会这样。但是在做这件事上面，我是做一个命题作文，到目前为止我想不出有更好的办法。 “文化副都”的概念，是根据承担的功能，建一座新城，使它承担一部分首都的文化功能。将原来应该建在首都的文化设施建在新城，将原来应该在首都举办的典礼、仪式、活动、展示移到那里去举办。这样做的好处是，减轻首都已经很繁重的压力，缓解首都的过分拥挤状况，不重复建设，且成本更低，设施的大环境更好。更重要的是，建成后的设施能有经常性的、国家一级的活动，充分发挥其文化建设功能，不会造成浪费或闲置，也可避免各地方之间的恶性竞争。 建“标志城”也无不可 南都周刊：如果你没有做这个项目，是完全置身事外的，你觉得这样的项目有意义吗? 葛剑雄：首先，我不会主动提出来要去做。我说了，文化是需要长期积累的。中国不是宗教国家，不存在一个得到大多数人信仰的圣地。中国文化应该包括各民族的文化，是多元的，并非只有汉族(华夏)文化;即使是汉族文化，也不止儒家或孔孟一家。中国文化包含的内容极其广泛，意义极其深刻，无法由一座单一的建筑物或艺术品来显示或象征;济宁市(辖曲阜、邹城)在传统文化资源方面有一定优势，但并不一定比其他地方更有优势，更不是唯一的。 但如果国家有这个实力，造一个也无不可。 对不同的人它的作用是不同的。如对我们这样的人来说，可能意义并不大，因为相关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我都知道，不必通过这样一座“标志城”来了解或体会，而且我也不喜欢搞这类形式。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对历史和文化的认同离不开具体的内容，包括各种仪式和活动，“标志城”就能发挥作用，自然有其必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