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浩文：首席且惟一的“接生婆”(图)

葛浩文

上图从左至右依次为《生死场》(萧红)、《天堂蒜薹之歌》(莫言)、

　　葛浩文：首席且惟一的“接生婆”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赋格张健发自北京

　　被美国著名作家厄普代克喻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接生婆”的翻译家葛浩文说，要想了解中国文学在美国的知名度，只要看看《纽约客》杂志上发表了多少中国作品——迄今为止一篇都没有

　　出生于1939年，1960年代服役期间在台湾学习汉语，后获得印第安纳大学中国文学博士学位。目前是英文世界地位最高的中国文学翻译家。他的翻译严谨而讲究，“让中国文学披上了当代英美文学的色彩”。

　　葛浩文的翻译清单包括萧红、陈若曦、白先勇、李昂、张洁、杨绛、冯骥才、古华、贾平凹、李锐、刘恒、苏童、老鬼、王朔、莫言、虹影、阿来、朱天文、朱天心等二十多位名家的四十多部作品。

　　南方周末记者在24小时内三次见到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教授。

　　第一次，是3月13日下午2点多钟，北京故宫坤宁宫基化门内，小说《狼图腾》英文版首发仪式。葛教授对一众记者简短发言，说的是普通话，流利而准确，口音如他形容的那样，有点“南腔北调”。《狼图腾》作者姜戎没有露面，葛浩文一上台就用闽南话讲了一句台湾俚语，翻译成普通话告诉大家，意思是“没有鱼，虾凑数”。他把作家比作鱼，译者是虾，是配角。

　　夏志清教授称葛浩文为“公认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不仅“首席”，甚至几乎惟一。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在《纽约客》杂志上写道：“在美国，中国当代小说翻译差不多成了一个人的天下，这个人就是葛浩文。”厄普代克比喻葛浩文是“接生婆”。经葛浩文之手，萧红、白先勇、王朔、莫言……甚至“80后”的春树(《北京娃娃》)等二十多位中国大陆和台湾作家的四十多部名作在英语世界呱呱坠地。

　　当天晚上，记者赶到三里屯“书虫”书店听葛浩文的讲座。这是“书虫”举办的国际文学节的一项节目，葛教授谈中国当代小说。

　　之前记者到书店买这场讲座的票，被告知票已卖完，只能“候补”。讲座定于6点30分开场，推迟了将近20分钟。书店里人头济济，不少人和我一样因一票难求徘徊场外。

　　记者勉强可算葛浩文的读者。大约十年前，不完整地看过他主编的中国大陆当代短篇小说译文集《毛主席看了会不高兴》，惟一认真读过的葛浩文译作是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的《荒人手记》英译本，葛浩文与夫人林丽君合译。朱天文的原著是一本以“文字炼金术”写就的划时代之作，出于对作品本身的兴趣我才买来英译本读。本来，除非对翻译感兴趣，一个母语是汉语的普通读者是不会关心中国文学的外文译本的。

　　这也是为什么葛浩文讲座的听众基本上是“老外”的原因。葛浩文的读者属于英语世界，他的事业与中国作家息息相关，与中国读者则关系不大。

　　幸运地候到一张退票，讲座也终于开始了。这是一个轻松的场合，座上不少听众手里端着葡萄酒，在故宫正襟危坐烤了一下午太阳的葛浩文看上去依然精力充沛，话题就从他的个人历史说起。

　　葛浩文年轻时不爱读书，成天贪玩，喝酒、跳舞，“什么乱七八糟的事都做过”。他在南加州长滩一所不怎么样的公立学院念书，可能是学校里最差的学生，差点毕不了业。日后让他觉得可笑的是，他这个差生基本上每门课都蒙混过关，惟独一门“亚洲历史”一点也学不下去。第一堂课，老师刚在黑板上写下几个汉字，这位未来的汉学家就想：“学什么中文？！我连英文都还没学好呢！”

　　毕业后，身无一技，找不到事做，只好当兵。那是1961年，越南局势日趋紧张，谁都明白在这个时候参军有多愚蠢。22岁的愣小伙子进了海军学校，绝大多数同伍被都派到太平洋舰队的驱逐舰上，他却给派到台湾当了一名通讯官。台湾是个什么地方，在哪里，他毫无概念。

　　在台湾服役，清闲得很，“什么正经鸟事儿都没干”。但他终于被调到日本，上了一艘驱逐舰。下一个目的地，无疑是越南。

　　越南经历可以说是葛浩文的成人礼。他猛醒过来，不能就这么断送了年轻的生命，于是申请返回台湾。葛浩文讲起这个决定了他一生的选择时，借用莫言小说题目开玩笑说，留恋台湾是因为当地女人的“丰乳肥臀”留住了他。

　　这回他“学乖了”，不再吊儿郎当。一到台北，就请了一位跟随国民党到台湾的东北人学中文，“葛浩文”就是这个老师起的名字。

　　葛浩文发现自己颇有学习语言的天分。在台北呆到退伍，没有马上回国，而是进了“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继续用功，直到得知父亲患了癌症，才结束在台湾的“留学”生涯。

　　回国后，他又一次面临就业困惑。有一天，遇到一个大学时的老师，问他：你会什么？他沮丧地回答：什么都不会。老师说：那你总会点什么吧。葛浩文便说：会中文算不算？这位识才的老师当即建议他读研究生，以中国研究为专业。

　　申请了25所学校，只有一家录取——旧金山州立大学。葛浩文在那里首次接触到萧军、萧红的名字。他听导师说起，东北有个“二萧”，两人的爱情故事很曲折。他找来一本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看过觉得不错。这是他读的第一本中国小说。

　　硕士毕业，教了一年书，他认识到自己“除了中文什么都不会”，决定攻读博士。这一回，好几个学校都要他，他挑选了印第安纳大学，指导教授是柳亚子的公子柳无忌。在印第安纳，葛浩文钻研中国古典小说、元杂剧及鲁迅和左翼作家的作品，既读英译本，也读原文。

　　写博士论文时，柳无忌让他报选题。葛浩文先报了朱自清散文，柳摇头；报田汉的戏剧，也摇头；最终他想起“二萧”来，告诉柳无忌，其父柳亚子跟萧红相熟。柳无忌一听，来了兴趣，催葛浩文“赶快写”。

　　这篇完成于1974年的博士论文，成了葛浩文的成名作《萧红评传》的基础。调研期间，他遍读当时能找到的所有萧红作品和生平资料，还两次前往日本、香港和台湾，寻访萧红故友，搜集史料。可惜当时无缘进入红色中国，无缘亲访萧红生命中的几位男主人公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是一大遗憾。

　　直到《萧红评传》接近完稿，葛浩文才第一次见到萧红的照片。他先是被萧红的作品打动，随后又为这位三十岁就去世的中国女人的生平遭际深深感动。从博士毕业至今，葛浩文和“萧红”这个名字相伴了半辈子，用他的话来说，他和萧红始终不曾“离婚”。

　　《萧红评传》1979年译成中文在香港出版，次年在台湾再版，讯息反馈到刚刚开放的中国大陆，一个几乎被人遗忘的天才女作家由此重新引起国人注意。

　　1980年某天，葛浩文偶然在报上看到萧军的名字，异常兴奋。他以为萧军没能活过“文革”。当下，他给萧军写信，不清楚地址，就写“中国北京作协萧军收”。一个月后，他接到夫人电话，说有一封中国来信。电话那边传来“萧军”两字，他“差点昏倒”，马上决定去北京。

　　如果说葛浩文与中文结缘始于台湾(“留学”台湾期间开始学中文并对文学发生兴趣，最初试刀的翻译作品是台湾乡土文学作家黄春明、王祯和的小说)，其事业的高峰却根植于中国大陆。

　　讲到文学研究，他的体会是“没有萧红我什么都不是”；讲到文学翻译，他念念不忘老一辈中国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夫妇。

　　首次中国大陆之行，令葛浩文毕生难忘。飞机降落首都机场时，他诧异地看见停机坪上人来人往，飞机不得不绕来绕去，躲避行人。走进航站楼，刚取到行李，电灯突然全熄了，一问，说是下班时间到了，关门打烊。

　　在北京，他拜访了杨宪益和原籍英国的夫人戴乃迭。当年中国“竹幕”紧闭的时代，葛浩文在海外读到的中国文学英译本几乎全是杨、戴二人的译笔，从古典诗词到《三国演义》再到鲁迅著作，无一不是。杨、戴在当时中译英领域的“垄断”有点类似今日葛浩文在小说翻译领域的“首席”地位。

　　听说杨宪益嗜酒，葛浩文带去一瓶白兰地(或威士忌，他记不清了)和一本他翻译的萧红《呼兰河传》，表示对杨、戴的敬意。那次见面的一个直接结果是，葛浩文得到了翻译张洁小说《沉重的翅膀》的机会。这本书本来在戴乃迭手上翻译，她诚挚地对葛浩文说，“文革”和牢狱之灾使她与世界脱节多年，若她翻译，恐怕会译成1950年代那种老派英文，相信由葛浩文来译会让文字更有当代感，能更好地让外国了解中国。

　　戴乃迭说得没错，葛浩文的译笔让中国文学披上了当代英美文学的色彩，一脱老辈翻译名家如英国“布鲁姆斯伯里”圈中人阿瑟·韦利(《西游记》英译者)文字中过时的翻译腔。

　　《沉重的翅膀》是第一部得到商业出版的葛译当代中国大陆小说。它并不是葛浩文本人钟爱的作品，却是他翻译生涯上的一个重要关节。葛浩文由此接手一篇又一篇、一本又一本当代中国大陆小说。

　　步向事业高峰的契机，是翻译莫言的《红高粱》。在朋友家读到这部小说时，他冲动得不能自已，对自己说：“这才是我想翻译的东西！”他试译了八个章节，投给纽约的一家出版社。

　　一天，在旧金山女儿家中，电话响了，找葛浩文。“天知道他们从哪里弄到我女儿的电话号码”，还来不及问对方是谁，电话那边急切地说：“这小说我们要了！”当即给葛浩文开了个价——这个穷书生从来没见过的十分可观的数字。

　　当时，葛浩文的好友、旧金山华人作家谭恩美正因《喜福会》文名大噪，她听说此事，便提示葛浩文稍安勿躁。她把自己的出版经纪人SandraDijkstra介绍给他，由这位珊迪女士出面与出版社洽谈。

　　珊迪为《红高粱》争得了比原价高四倍的版税。

　　中国文学在美国市场十分有限。如果只靠翻译，葛浩文一年或能收入五六万美元，或许只有两万。虽是名家，他有时不得不接手翻译一些不感兴趣的作品，为稻粱谋。

　　比如春树的《北京娃娃》，葛浩文并不喜欢，但也觉得美国年轻读者可能有兴趣，出版社通过珊迪请他翻译，他没有拒绝。

　　哪怕翻译《北京娃娃》这样的小说，他也不乏乐趣。小说中有一段高中“礼仪口诀”，全是四字押韵，“坐姿端正，两腿莫翘，站立挺拔，收腹立腰”之类，葛浩文权当智力挑战，殚精竭虑，反复推敲，力图翻译成同样整齐押韵、四四方方的英文短语。他为翻译这些“豆腐块”、“狗皮膏”耗费了不合比例的劳动，每天磨到深夜，夫人再三催他，“老葛，快来睡吧”，他总回答，“再等等，再等等，最后一句了……哎呀找不着韵脚了！”

　　对他来说，“翻译永远意味着‘未完成’”，没有一部译作不是修改了四五遍以上才定稿的。一旦交付出版社，他就不敢重看自己的翻译，生怕忍不住动手修改；他甚至拒绝在新书发布会、读者见面会之类公众场合朗读自己的译作，免得读了一两句就不满意而卡在那里。

　　这个认真的翻译家，经常看出原著中的各种错误，以至于抱怨中国文学编辑总体素质欠佳。他力求自己的翻译“不比原文更坏”；但若有人说葛浩文的翻译比原文更好，他也会不悦。他不愿越俎代庖，替原文润色，改变作者的表达。他只想老老实实地尽一个译者的本分：“我葛浩文做翻译一点也不马虎。我不马虎的。”

　　第三次见到葛浩文，是以南方周末记者身份对他专访。3月14日下午1点，按约定时间到达采访地点，葛教授却迟到了。在北京的两天里，他不停地接受媒介采访，包括多次打断谈话的电话采访。南方周末记者到的时候，前一轮采访尚未结束。

　　葛教授是“性情中人”，健谈，诙谐，烟瘾很大。

　　记者知道他也是个感情深厚的人。《萧红评传》序言里有这样一段话：

　　“有好几个月时间，萧红的一生不断萦绕在我脑海中，写到这位悲剧人物的后期时，我发现自己愈来愈不安，萧红所受的痛苦在我感觉上也愈来愈真实，我写到她从一家医院转到香港临时红十字会医院，我只需写下最后一行，便可加上简短的附录和我的结论。

　　“但是我写不下去——那一刻，不知怎的，我竟然觉得如果我不写这最后一行，萧红就可以不死。”

　　提起近三十年前的这本名作，葛浩文轻描淡写地说，写得不够好，中文版翻译得也不够好。可是他接着又调皮地说，尽管别人写的萧红研究著作都比他写得好，但是都比他的“hòu”——后面的后，不是厚薄的厚。语毕，哈哈大笑。

　　谈话的气氛是轻松的，但是，说起当年访问萧红旧友和故里的往事，他竟然十分伤感。

　　1980年，葛浩文初访中国大陆。在北京见到萧乾，他对葛说：给你安排一个可以见到很多熟人的场合。葛浩文想，我在大陆除了你萧乾谁都不认识啊，哪来的熟人？按萧乾的安排，他去了王府井的烤鸭店，一见面，吃惊得说不出话来：舒群，罗烽，白朗，冯牧，萧乾……全是老一辈的作家，其中好几位是萧红旧识，他们就像和老友重逢一样，坐在那里等他！

　　不用说，在中国大陆，最让葛浩文魂萦梦绕的地方是东北，那是萧红出生和成长的地方。然而1980年哈尔滨仍未对外国人开放，更不用说呼兰县了。葛浩文便请作协帮助疏通关系，对上面说，有这么一个美国人，是个热心的萧红研究专家，很想去东北实地考察。

　　没想到哈尔滨向他亮起了绿灯。

　　飞机降落在哈尔滨机场，葛浩文下了飞机，站在停机坪上，远远望着航站楼上“哈尔滨”三个字，眼泪忽地就流了下来。因为萧红的缘故，哈尔滨这个城市他在纸上认识了多年，读过，也写过，却从未想到有一天能真正踏足。从他下飞机的地方到“哈尔滨”那三个字所在的航站楼大约需要走五分钟，他边走边想，一路走，一路落泪。

　　在哈尔滨，葛浩文参观了萧红读过的第一女子中学和道里商市街等与萧红有关的地方，到呼兰县拜访萧红故居，甚至到了小兴安岭、黑河、加格达奇等地，差不多走遍了黑龙江省。

　　他对关内则兴趣一般，旅行得不多。去了萧红生活过的上海，也到了广州银河公墓拜谒从香港浅水湾迁去的萧红之墓。

　　此后几次重返中国，他遍访萧红旧友，与萧红研究者和传记作者交流。1984年，葛浩文的好友、黑龙江省社科院的王观泉编辑的《怀念萧红》文集出版，收进丁玲、许广平、萧军、靳以、白朗、梅林等人的纪念文字，葛浩文就拿着这本书一个一个地请所有写过萧红并且健在的作者在书上签名。

　　“我是不大去打扰名人的，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因为萧红，他还是去拜访了因癌症刚刚动过手术的丁玲。他尊称她为“丁玲先生”。

　　没过多久，丁玲去世。《怀念萧红》这本书，葛浩文至今像宝贝一样保留着，只是为他签名的老人都不在人世了。“最后一个走的是端木蕻良，每一个人都不在了。”

　　“我是一个重感情的人，那些往事我都不大敢再想了。”葛浩文说，“现在我再来中国已经没有什么意思了，他们一个一个地都走了……”

　　这次从美国来中国宣传《狼图腾》，日程紧锣密鼓，而且光是在路上就要花掉60个小时。夫人也不愿让他这样奔波，打电话来：“家里的猫像疯了一样，是不是因为家里少了个人？”

　　“我不是一个爱出风头的人，对这些采访也没有什么兴趣。”轮番的媒体采访并没有让他感到疲劳，而是太耽误时间。“我应该趴在桌子上翻译才对。”

　　葛浩文今年68岁了。“如果戒了烟，或许能活到八十，只要脑子还行，也许还能再翻十几二十本书。要是遇到像《尤利西斯》这样真正的杰作，为一本书花个五年十年我也干。”

　　宣传新书、接受采访尽管耽误时间，葛浩文还是不遗余力地去做。“如果对销书有用，能更多地把中国小说介绍到国外”，他甘愿牺牲自己的时间。

　　美国人不大读翻译作品，读中国小说的就更少了。中国作品散落到世界文学的海洋中，不可避免成为“边缘”、“小众”一类。

　　葛浩文这个“接生婆”有时会到书店看望他的孩子们。“基本情况是根本找不到，偶尔可以找到一本已经非常意外了。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中国文学作品能被摆在最显眼的位置，从来没有。”他偶尔能在书架上姓氏字母“M”处看到一本莫言小说，或在“S”找到苏童的名字。美国人往往不清楚中国人是名在前还是姓在前，因此葛浩文也会转到“T”一带看看苏童是不是被人按“童”的读音摆在了那里；假如苏童错误地出现在“T”，葛浩文会有“与有荣焉”之感——“Tong”的附近，是占据了整排书架的托尔斯泰。

　　俄苏、拉美文学的读者相对较多。东亚文学也并非乏人问津，村上春树近年在欧美持续走红。

　　英语世界里，有一位华人可以说是真正的名家：哈金。但哈金小说是英文写作，准确说来属于美国文学。

　　中国文学受冷落，使葛浩文这位首席翻译感到“不舒服”。他认为，要想了解中国文学在美国的知名度，只要看看《纽约客》杂志上发表了多少中国作品——迄今为止一篇都没有。而村上春树发了不下十篇。在美国读书界，“《纽约客》能卖得动书，《纽约时报》什么的不管用。”

　　葛浩文不同意顾彬“中国当代没有好作品”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并不缺乏好作品，而是翻译得不够，合格的译者太少。他不愿意继续占据孤独的“首席”位置，希望年轻翻译快速跟进，多出些高质量的译文。在“书虫”书店，听众席上坐着几位有志于从事中国文学翻译的美国小伙子，葛浩文像父亲般鼓励和忠告他们：“尊重原著，但不必畏惧原著”；“让母语是汉语的人为你的译文把关”；“学好中文固然重要，但别忘了加强英文写作”……

　　讲座结束后，葛浩文破例为大家朗读自己翻译的《狼图腾》片段。有人计算，读书声持续了8分钟，掌声持续了62秒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