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片：克里姆林宫
品尝正宗的俄罗斯大餐，我国同胞中有过这种经历的人恐怕不多。而到克里姆林宫赴宴，这种机会就更难得了。然而幸运的是，笔者就曾多次有过这种体验。
特别帅气的请柬信封
1991年5月15日～19日，时任总书记江泽民对苏联进行正式访问。这次出访由中联部负责组团，外交部只有我和另外四名同志随团出访。
5月15日晚7时，苏联总统、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为江总书记访苏举行欢迎国宴。当天下午，苏方礼宾官给代表团送来了宴会请柬，总共不到20张。代表团有些同志对苏方这种“抠门”做法感到不理解。有人说，戈尔巴乔夫两年前访华时，连苏联驻华使馆一些参加接待工作的司机，都被邀请参加了杨尚昆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宴。
苏方也许把我当作中国外交部从事对苏工作的一个代表吧，给我也发了张请柬。请柬的纸质很一般，是浅黄色的，比我国外交部用的请柬小了一大圈。大家还发现了两个有意思的情况：一是请柬上称江泽民总书记为“同志”；二是落款只写“苏联总统、苏共中央总书记”，而没写戈尔巴乔夫的姓名。对此，有个同志说这是一个大错情。我说，这不是什么错情，戈尔巴乔夫的请柬我虽然也是头一回见，但苏联驻外大使的请柬我见过很多。在大使头衔的下面，大使的姓名可写可不写，而不写的居多。但大使如与夫人一起邀请，男主人只写大使身份，其姓名必定是不写的，女主人只写名字与父名。
我们又看了一下装请柬的信封，顿感眼前一亮。“李景贤同志”这18个俄文字母，全都是用蘸水笔写的，墨黑墨黑的，与铅印的一模一样。18个特大号花体字母占了整个信封面积的三分之一，显得特别大气，特别帅！而且，信封也很帅，比我国外交部装请柬的信封要大，用的是雪白雪白的硬质光纸。我们正在啧啧称赞的时候，有个眼尖的同志发现，在“景”与“贤”的俄文字母中，竟然出现了两个英文字母“i”。对此，我解释说，信封上写的是古俄文字母。我告诉大家，在装俄国皇帝请柬的信封上，被邀人的姓名、敬称和头衔都是用古俄文字母写的。有位同志打趣说，我这次算是享受到了“俄皇客人”的待遇了！
金碧辉煌的乔治大厅
晚6时20分左右，我们十六七人离开下榻的十月饭店(我们习惯称为“总统饭店”)前往克里姆林宫。在苏方两名礼宾官的引领下，我们一行沿正门楼梯拾级而上，经前厅进入乔治大厅。大克里姆林宫是克里姆林宫的主体建筑，而乔治大厅(另一译名为“格奥尔基大厅”，比较少用)则是大克里姆林宫里一颗璀璨的明珠。这个大厅呈长方形，面积至少有一千平米，其最辉煌之处是挂在中央的“巨无霸”水晶吊灯，据说达八九吨重。两旁一字排开各四盏超级水晶灯，每盏至少也有五六吨重。此外，四壁还一盏挨一盏地点缀着无数水晶挂灯。一进入乔治大厅，就好像掉进五光十色的大灯海里，眼睛被晃得难以睁开。
我们在乔治大厅里静静地等候着。苏方礼宾官给每人发了一个小信封，信封内装着座位卡和中俄文菜单。从座位卡可以看出，宴会厅内一共摆了13张桌子，1大12小。我一下子就找到了自己该坐的位子：在第二桌的上座旁边。我发现，在标示我的位置的地方先用铅笔打了个×，后又在×上用红色圆珠笔打了个√。当时我心里感到很不自在，把我这个司级干部当成“部长”摆在第二桌上首，错得也太离谱啦！不过，此时已经没有地方去“申诉”了。此外，对座位卡上打的×和√，我心里也感到很不爽。通常在苏方宴会座位卡上，是用O来标示宾客座位的，这次怎么就打了个×和√呢！？我不由得联想起过去北京街头的法院公告，但又立即一转念：国情不同，是不好埋怨人家的！
我们一行在乔治大厅等了大约20分钟。偌大的一个厅空荡荡的。我陪钱其琛部长看了看四壁用金色字母刻着的姓名，那都是1812年库图佐夫率领俄国大军与拿破仑率领的法国大军决战时牺牲的俄军将士。名字是按俄文字母顺序排列的。像“安德烈耶夫”、“伊万诺夫”、“彼得罗夫”这样的常见姓，就各自排了许多行。
大人物们的随和与风趣
7时差一两分，苏方礼宾官把我们带进了弗拉基米尔厅。这是大克里姆林宫的主厅之一，与叶卡捷琳娜厅、多棱厅齐名，都是用来举行特别重要的国事活动的场所。戈尔巴乔夫与江总书记并排站在厅的中央，与中方来宾一一握手。戈与每个人都讲几句话，由苏方主翻百订林当翻译。戈尔巴乔夫微笑着对我说：“在克里姆林宫能见到你，感到非常高兴！祝你在莫斯科、列宁格勒期间过得愉快，诸事顺遂。”我用俄语回谢后，戈尔巴乔夫问我俄语是在哪里学的，为什么没有来苏联留学。我极其简要地回答了两句话之后，他说了一句所有学外语的人都爱听的恭维话。
写到这里，我想插上一段趣闻。1995年，我在驻格鲁吉亚使馆工作时，从俄罗斯报纸一则消息中得悉，俄罗斯对国宴前的一些礼宾程序进行了改革，其中包括：在与俄罗斯总统及外国元首见面之前，采取“唱名”(包括“唱”姓名、敬称、头衔)的办法来介绍参加国宴的所有来宾。该报说，这是恢复俄国皇帝执政的某个时期曾实行过的一种“老礼节”。后来，我从一个老同事那里得知，江泽民主席1997年春天访问俄罗斯联邦时，在欢迎国宴开始前，“唱名”就“唱”了将近一个小时。因为参加国宴的中、俄宾客多达一百五六十人，差点儿把礼宾官的嗓子都给“唱”哑了。由于“唱名”拖的时间太长，俄方人员怕两位元首夫人累着，就搬来两把椅子让她们坐。
中苏两位最高领导人同我方赴宴的人员见面后，礼宾官即把我们带到举行国宴的地方——多棱厅。此前，苏方所有宾客已在宴会厅里就座。多棱厅原来是俄国皇帝接见外国使臣的地方。这个厅富丽堂皇，以其四壁各种不同棱角而得名。此厅不算大，宾客如坐得松快一点，可容纳一百人左右；如坐得紧凑一些，最多可装一百五六十人。苏方为来访的外国元首一般只举行双边国宴。宴会几乎都在这个大厅举行。
7点过五六分钟，我在第二桌旁坐了下来。同桌的五名苏联人一一站起来作自我介绍。这都是些大人物，不是副总理就是部长。有的人我认得，有的人则是第一次见。坐在对面的一位副总理先与我聊了起来。当得知我在莫斯科工作过12年之后，他立即向大家宣布：这位中国朋友“原来是位老莫斯科”。我很快就了解到，同桌的五位苏联高官都没有去过中国。他们说，这一二十年，中苏间几乎没有什么来往，尽管中国离得很近，自己却一次也没有去过，“太遗憾”了。有人还开玩笑说，“我都怀疑自己这辈子过得是否值”。有人甚至自嘲这是一种“耻辱”。这些大人物的随和与风趣，很快就化解了我一坐下来时的不自在与不自信。
席间，同桌的苏联副总理、部长们轮流与我聊天，生怕冷落了我这个外国人。他们问了十几个挺有意思的问题，比如：邓小平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是否依然起决定性作用；中国总书记那个“国家军委主席”是否就是三军总司令；中国准备不准备实行总统制；中苏两国改革的异同；中国目前实行的“一家一孩儿”的做法是否能行得通，等等。
不够水准的俄式大餐
我们在宴会厅就坐后不久，一个个穿着黑西服、打着蝴蝶结的彪形大汉托着大盘子走进宴会厅。在苏官方正式宴请时，都实行自选分餐制。因为我坐在餐桌的上首，所以服务员让我先选。在相当巨大的银盘上，我看到码得很整齐的两三种生鱼片、三四种香肠、火腿。红、黑鱼子酱也有，但都摆放在比我国五分钱硬币大一点点的圆形面包托上。我数了一下，总共12块，红、黑各占一半，每人可分得各一块。我挑了生鱼片、香肠、火腿各一片，放着红、黑鱼子酱的面包托各一小块。最后“分”到红、黑鱼子酱的那位苏联部长满脸不高兴，闷闷不乐地说：“今年里海出黑鱼子的鲟鱼是减产，但这是多棱厅的国宴，每人只上这么一丁点儿黑鱼子酱，也不至于这么寒酸吧！”
等着上汤(吃西餐时，汤先于热菜上，俄罗斯人称汤为“第一道”)时，坐在我身旁的一位部长拿起菜单看了看，说：今天还真不错，有两种汤，二选一。第一种汤，中文菜单上写着“伞状菌酱状汤”。这种译法太有“创意”啦！不就是酸奶油蘑菇浓汤吗！我想，这肯定是苏方译员查俄国人编的俄汉辞典的结果。后来我女儿看到菜单上写的“伞状菌酱状汤”，笑得前仰后合地说：人家苏联的翻译真能“整”！“伞状菌”，还有“酱状汤”，“整”得也真够绝的啦！
第二种汤叫“哈尔措”。中文菜单上就是这样写的，是音译。坐在对面的副总理考我：“年轻人，‘哈尔措’，以前喝过吗？这是个什么汤？”我说，这是一种格鲁吉亚特色汤，我在列宁山上的国宾馆喝过。主料是上等的嫩羊排，配上米饭、土豆、胡萝卜、洋葱，喝起来很香的！我还说，听国宾馆的营养师说，“哈尔措”做得成功与否，取决于喝时汤的温度，要热而不烫。没成想，我的这番“关公门前耍大刀”，竟然得到同桌五个大官的一致称赞，他们在点汤时同我一样，都选了这个“哈尔措”。
“哈尔措”端上来后，副总理喝了一口就说，今天的“哈尔措”从“内容”到“形式”，再到味道，都还不错，只是不够热，不符合同桌的中国朋友刚才所说的那个营养师的要求。
汤喝完后，上了两道热菜：煎鲟鱼块和煎牛排。就国宴而论，这两种菜做得都不够克里姆林宫应有的水准。
热菜上完后，蛋糕、水果、冰淇淋、咖啡、红茶等，按规矩逐样上，但我总感觉比较一般，与莫斯科市内中上等饭店中的这类食品、饮品没有太大差别。
值得一提的是大克里姆林宫国宴上所用的餐具。这些餐具总体上虽然没有我见到过的英国餐具、伊朗餐具那么讲究，但所有上餐桌的餐具，包括各种尺寸的盘、碗、碟、罐都是一色配套的，上面都刻着苏联国徽。连装食盐、胡椒面、酸奶油、黄油、方糖、柠檬、牛奶、糖果、牙签的小罐子、小碟子，以及刀、叉、勺也不例外，一一都印着国徽。
回国后，有些朋友问我，戈尔巴乔夫的国宴怎么样。他们满以为我会啧啧称赞的，可我却说：“这次国宴，在吃的方面，显得很一般。”
我想起了克里姆林宫的另一次国宴。1985年盛夏，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在克里姆林宫为访苏的姚依林副总理举行盛大宴会。阿尔希波夫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斯大林亲自指定的援华顾问团的总顾问，从1950年到1958年在中国工作多年，对中国一向怀着十分深厚的感情。姚依林同志曾与他共事多年。他们两人虽然半年前在北京见过面，但此次故友暂别又重逢，相见甚欢，情景十分感人。
欢迎宴会在大克里姆林宫的主厅之一弗拉基米尔大厅举行。我当时在驻苏联使馆任政务参赞，参加了陪团工作。这是我第一次出席克里姆林宫的宴会。宴会厅内摆着一条特长的餐桌，每边可坐下二三十人，显得相当气派。在雪白的桌布上，点缀着朵朵小“野”花，白的、红的、紫的、粉的，优雅之极。
宴会上的食品丰富多样，而且做得极为地道、考究。晶莹剔透的上等波兰火腿，肥瘦肉糜分布得极其均匀的匈牙利萨拉米肠，五六种各式生鱼片，八九种俄式干奶酪，味道极鲜的腌制小白蘑，经过五六个小时“文火”煨出来的罐焖牛肉……
金贵的黑鱼子酱一罐罐摆放在餐桌上，任人尽情享用。酷爱此物的苏联人见状乐得眉开眼笑，个个美得合不拢嘴。
这次宴请之所以如此丰盛，我想原因可能有三：一是阿尔希波夫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有“老”朋自远方来，因“乐”极而“厚待”之，乃在情理之中。二是从60年代初起，中国领导人已经有20多年没有正式访问过苏联了，入主克里姆林宫只有三个多月的戈尔巴乔夫，希望把绷得过久、过紧的中苏关系逐渐缓和下来，对中共中央一位常委此次访苏，自然看得比较重。三是1985年苏联的供应状况还比较好。
1986年初春，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塔雷津在克里姆林宫设晚宴招待路过莫斯科的宋平副总理。李则望大使和我应邀作陪。宴会大厅之辉煌，食品之丰富、精美，餐桌布置之考究，所用餐具之豪华，服务之细致、周到，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一个又一个“最”。
座位卡的趣事
写到这里，我想回过头来讲一下前面提到过的一个有趣细节。国宴后的第二天，苏方主翻百订林得意地对我说：昨天他“立了一大功”。我问他“功在何处？”他说：昨天在发座位卡之前，礼宾官让他在参加国宴的中国客人的俄文姓名旁写上中文姓名。他一看座位卡就吓了一大跳：卡上标明中国人座位的地方，用铅笔打上了一个×。他要求礼宾官立即把这个×给擦掉，说这个×是万万不能打的。礼宾官不解其意，百订林解释道：在中国，枪毙人才打×的。我听了他这番“邀功”的话笑了笑说：“其实，那个×并没有被擦掉，只是在×上又打了一个红√。”我告诉他：在法院公告中打红√，表示已经“执行了”。我还打趣地说，“你真不愧是个中国通！你肯定经常在北京大街上看那些打着红×和红√的法院公告吧！”
这张打着×和√的座位卡我一直保留着，并向一些好朋友展示过。我还开玩笑地说，“那边”拒绝“接收”我，肯定认为是哪个昏庸“判官”把我给“误判”了。
有位智者说过：“一国之国力，请看其餐桌。”就苏联而言，此言确实不虚。苏联国力的下降，在1991年5月克里姆林宫的国宴餐桌上，就可以得到证实。(李景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