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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2·22灭门惨案”发生两个月后,逃过一劫的李勒巴在深圳痛苦地回忆发生在自己家中的那场悲剧。(赵炎雄/摄)
2008年4月20日夜，深圳福田区赤尾村。23岁的哈尼族姑娘李勒巴看着5岁的弟弟酣然入睡，自己却怎么也无法闭上双眼：不是失眠，是无眠。
这一天距离给弟弟李丙成交下个月学费的时间仅剩下不到一礼拜，共550块的学费，而李勒巴的月薪一千出头，还要负担房租、水电、吃饭、坐车……除此之外，她还有一笔七万元的债务需要偿还，那是父母遗留给女儿的唯一“财产”。
当然，李勒巴无眠的理由决不仅仅是“缺钱”这么简单。
在她抽屉的尽头，深藏着一份从家乡带来的报纸——今年2月24日的《云南信息报》，这是一份在当地颇具影响力的报纸，那天的重要版面大篇幅详细记述了发生在李勒巴老家云南省红河州红河县浪提乡浪堵村的一桩惨绝人寰的命案：事主一家惨遭灭门，仅剩下两人幸免于难。
两个幸存者的名字，正是李勒巴和李丙成。李勒巴来深圳打工已经五年，长年不在家中，因此逃过此劫；而李丙成“2·22”当天正在云南红河老家，与另外五名遇害亲人共处一室，他是如何奇迹般地逃脱那场噩梦，所有人都说，这是一个谜。
今年2月22日上午9时，急促的手机铃声响起，李勒巴从睡梦中惊醒。“你妹妹得重病了，奶奶让你赶紧回来……”电话那头是她的叔叔，话没说几句，便泣不成声。李勒巴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便又听到几声孩童的哭泣，哭声很惨。尽管她已经离家多年，但完全可以确信哭声来自她5岁的弟弟。弟弟，是李勒巴一根异常敏感的神经。
“叔叔是个刚毅的男人，平常从来不会落泪。而弟弟是家里的宝，全家人都宠着，哭得那么惨也让我心里害怕。”李勒巴告诉记者，自己是个非常感性而又相信直觉的人。于是，她不假思索地夺门而出、直奔机场。
从深圳到红河 一路煎熬
很反常，村里的人基本都没睡。火光中，李勒巴看到了自家门前长长的警戒线。
在赶往深圳机场的路上，李勒巴就在思忖：家里这次出的事情一定非同小可。而且，李勒巴的直觉告诉自己“绝对不是妹妹生病”，她隐约觉得，弟弟李丙成可能经受了一次很大的刺激甚至是灾难。究竟是什么，李勒巴无法从叔叔口中得知。
到达机场的时间是当天上午11时，李勒巴买了下午3时45分直飞昆明的全价机票。她看着停机坪上一架架腾空而起的飞机，心急如焚。最终，李勒巴还是无法抑制强烈的紧张，用手机拨通了老家同学的电话。“是我最要好的同学，她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吞吐着告诉我，我妹妹被打死了。”李勒巴告诉记者，当时竟然没有感到丝毫的意外，她的直觉再次告诉自己：事实可能会更加可怕。
几个小时的煎熬后，李勒巴登上了飞机。此刻，在千里之外的云南红河，她居住多年的那二层小楼已被严密封锁。
机舱内，关闭状态的手机让她更加急促不安。“我的手心全是汗，尽管那是冬天，还开着空调。”在李勒巴的记忆中，她没坐过几次飞机，每次的飞行经历都让她充满欣喜和愉快。然而这一次，两个小时的飞行对她来说却如坐针毡。
接近2月22号晚6时，李勒巴乘坐的航班降落昆明巫家坝机场。此时，被通知“务必护送妹妹回家”的李勒巴的堂哥早已等候在到达大厅。两人见面后没有亲人久别重逢的任何嘘寒问暖；相视片刻，堂兄妹二人疾步走出到达大厅并径直拦下一辆的士。上车后，李勒巴的堂哥掏出早已备好的地图，告诉师傅：目的地——红河州红河县浪提乡浪堵村。
沉默了良久。坐在后排的李勒巴低声问自己的堂哥：“家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我已经知道妹妹死了，弟弟也不好。还发生了什么？”副驾驶位置上的堂哥转身回望李勒巴，单薄的妹妹此刻正在发抖：“我也什么都不知道，也是我爸通知我务必把你送回去。其它的他们什么也没告诉我。”
又是沉默了良久。堂哥的手机响了，铃声原本是一首温柔的情歌，在这个静极的车体里，却振聋发聩。电话那头是他的父亲、李勒巴的叔叔：“把姑娘所有的东西都拿过来你保管着，特别是手机，别让她接任何电话。”说完，电话就挂断了。堂哥按照父亲的意思照办了，李勒巴别无他法，只有继续沉默。
“我们云南的山路很颠，很难走。的士司机在路上跟我们说说闲话，我们都没有搭理，主要心里太乱太害怕，司机也觉得我们怪怪的。”李勒巴说，当时她想的最多的就是弟弟，他那一声凄惨的哭声，令自己揪心般的刺痛：“我在车里总胡思乱想，到后来脑子里就一片空白了，什么也想不出来了。”
路还算畅顺，李勒巴一行中途除了在通海停留吃过晚饭外，便再也没有下过车。23号凌晨2时30分，的士驶进了浪堵村。
很反常。村里的人基本都没睡，很多人在露天烤着火，议论着什么。火光中，李勒巴看到了自家门前长长的警戒线。
1700元 葬送了两个家庭
“孩子，你家全部被杀了，不过你弟弟还在。”
那一夜，任凭李勒巴如何询问，村里的人都守口如瓶，她的叔叔把李勒巴带到了隔壁邻居钱文强家里，让她住下，说“要等到天亮再把情况告诉你。家里是出了事情，还在解决，你先在这里睡觉”。此时，万般无助而又极端恐惧之下的李勒巴放声大哭，除了哭，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些什么。
天很快就亮了。近乎疯狂的李勒巴一遍又一遍地问着身边的每一个人：“我的家究竟怎么了？我的亲人们都在哪里？是谁出了事情？其他人又在哪里，弟弟现在如何？”最终，村里人还是没能瞒住这个再也无法隐藏的真相。钱文强一个字一个字地告诉李勒巴：“孩子，你家全部被杀了，不过你弟弟还在。”
晴天霹雳。李勒巴拨开众人，歇斯底里般地嚎叫着，疯跑出邻居家的屋子，来到自家楼前，试图冲过层层围起的警戒线，进到屋内看个真切。严守在此的警察急忙拦下李勒巴，阻止她接近现场。这既是破案的需要，也是对她的一种爱怜，所有的人都不忍心让她看到那个惨烈的现场———两层小楼内此时正停着五具尸体，周身已被裹上白布。他们是李勒巴最想见到又不能见到的父亲李贵和、母亲钱合巴、妹妹李勒崩还有妹妹的两个孩子，3岁的李莎芬和3个月的李文亮。警戒线前，李勒巴对着自己的家长跪不起，一遍又一遍地呼喊亲人的名字。在场的乡邻无不动容。
上午9时左右，李勒巴的婶婶带着5岁的李丙成来到姐姐跟前。“我当时就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紧紧拉过弟弟。但是弟弟不认我，跟我显得特别生疏。”李勒巴回忆，当时的弟弟脸色苍白，没有一点血色，双眼黯淡无光；她当时还不知道，年仅5岁的弟弟亲眼目睹了整个凶杀过程。“大概过了很久，弟弟才抬起头看着我，看着看着，他的眼泪就像自来水一样淌了出来……”李勒巴告诉记者，那个时候她才意识到，弟弟以后就是她的唯一。
正当李勒巴姐弟凄惨相认的时候，“灭门案”的凶手李强已被抓获并突审完毕，其对自己犯下的令人发指的罪行供认不讳。当地村民都很难接受平时温文尔雅的李强竟会下此毒手，更难以想象他下此毒手的动因是欠下对方区区1700元钱。
这就是震惊云南的“2·22”特大灭门凶杀案。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采访的当地媒体《云南信息报》记者彭美源向本报记者描述了他所见到的场景：“我是第二天清晨7时左右往浪提乡浪堵村赶的。在路上，我不时看到有警车驶过，一路鸣着警笛声。与此同时，通往浪堵村的其它车辆也明显减少，出入村口的部分路段还增设了检查站，民警对过往车辆进行一一排查，整个村庄显得非常紧张。”据彭美源回忆，当他赶到浪堵村的时候，“路边已经停了十辆警车，村民们正自发地用木头为死者打棺材，大家都觉得死得太惨，理应厚葬。村子里是前所未有过的一片哀伤和凄冷。”
主审此案的云南省红河州红河县公安局副局长李贵欧为记者还原了案发始末：“李强两年前欠下李贵和1700元钱，为此两家经常争吵。2月21日晚上，怀恨在心的李强终于按捺不住，动了杀念，先将李贵和骗出家门，在偏僻处下了手。随后，李强又认定李贵和家有钱，便丧心病狂地冲到其家中将一家老小全部杀光，并抢走2万现金。”李贵欧告诉记者，凶手李强的杀人动机是因财而起，而“灭门”的想法是因为他觉得“杀一个是死罪，杀一家也是死罪”。
1700元，葬送了两个家庭。李勒巴说，除了弟弟，家里从小养到大的一条狗也还活着，只是每天都会蹲坐在她家楼前一动不动：“我看见狗的眼睛里有泪水，真的。”
一个多月后，3月27日，无法面对这个伤心之地的李勒巴带着弟弟回到深圳。家里，仅仅留下那条流着眼泪的狗。
生活艰难 仍要弥补创伤
李丙成看上去很可爱，长得十分秀气，但是遇见陌生人就总想逃避。
窗外的雨还在下，犹如李勒巴的心情，愁绪难解。弟弟的上学问题，是她当下最大的牵挂——不光是按月支付的学费，她更担心的是：“到9月份，弟弟就要上小学了，只是公立学校学位难求，究竟哪所学校才能收留她苦命的弟弟？”说着说着，李勒巴又开始流泪。
李勒巴23岁，在她脸上，有一种同龄人所没有的沧桑。这种沧桑，来自于她的人生经历：“我初中毕业就没念书了，家里重男轻女。我又是个好强的人，不想就那么在家待着，2001年就去了家乡附近的河口，在一家餐厅做服务员，一个月150块钱工资。”
每月挣150元钱，远远不是李勒巴的目的。她要向家人证明，自己更有能力。于是，在原餐厅同事的鼓动下，她毅然登上前往深圳的列车。
“我父母坚决反对，认为我这是胡闹。我记得爸爸当时跟我说，你要走了就不要回来！”
年轻气盛的李勒巴不能理解父母的这份苦心。相反，她认为父母的阻拦是对她的轻视与否定。就这样，还是懵懂少女的李勒巴2002年来到了深圳特区，这也是她第一次出省，第一次走进大城市。
“一开始还是做服务员，慢慢觉得没什么意思，钱也不多，于是就开始做营销。”李勒巴对记者说，自己非常想挣钱，一来可以改善家里的生活，二来一定要向家人证明自己。
“营销是可以提成的，做得好就可以挣到不少。比做服务员好，那个是拿死工资。”李勒巴选择了一家化妆品专卖店推销精油产品，每月底薪有1200元，再根据业绩提成、分红。
这样的收入，在刚开始的时候还能维持日常开支，弟弟的到来，则很快让李勒巴捉襟见肘——昂贵的学费、不断上涨的生活费。李勒巴不愿意让弟弟的生活与同龄人差别太大，因为这个孩子的生命中过早地承受了太多东西。她希望能弥补弟弟。
3月底刚到深圳，李勒巴就给弟弟找到一家私立的幼儿教育机构做插班生。私立学校的费用很高，而且按月支付。“自己能省的就省了。弟弟是我的命，上学很重要，我希望他将来能上大学。”
为了能顺利上小学，李勒巴打算下个月就开始为弟弟找学校。她希望找一个离家近、教学质量高、富有爱心的公立学校给弟弟就读。
弟弟李丙成今年5岁，长得十分秀气，很招人喜爱。但是一见到陌生人就总想逃开，不跟你说一句话，眼睛一直盯着地上，两只小手也紧紧攥着衣角。
李勒巴告诉记者，弟弟以前是个活泼的小子，逢人就笑，而现在完全判若两人。“他是哈尼族孩子，从来没出过远门，没学过汉语拼音，所以到现在不会讲也听不懂普通话。在幼儿园，老师和同学讲些什么、唱些什么，他根本不能明白，每天就跟哑巴和聋子差不多。这一点让孩子更痛苦。”
李勒巴说，出事以后，她都很难睡着觉。“其实，我很想睡着，不为别的，只为可能梦见和弟弟一起在深圳开心地生活，就像其他家庭一样。”
对话李勒巴
很想回家给家人立碑
两个小时的谈话，李勒巴哭了6次，用完了桌上的两包纸巾。她的同事、好友静坐在一旁，眼睛早已湿透。
记者(以下简称记)：我不知道怎么开口。事情整整两个月了，你的同事说你瘦了好几圈。
李勒巴(以下简称李)：说真的，到现在，我都不相信这是真的。我们一家人对人都很和气，从来不得罪人。李强来借钱的时候，我家里人都很热情。没想到，借钱把命都丢了。我离开家的时候，还是好好的，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记：深圳的生活成本很高，看到你在这里过得很辛苦，而弟弟又听不懂普通话。你有没有想过重新回云南，那里至少还有一些亲戚朋友？
李：一定不回老家了。我太害怕看到那个家、那座房子，就这样忘记好了。我带着弟弟会好好活着。要不是因为他，我肯定自杀了。现在就先留在深圳吧，如果以后实在过不下去，再想别的办法、去别的城市。
记：你现在经济上有多困难？
李：吃饭过日子是够了，就是弟弟上学的钱，上完了幼儿园还要上小学。还有家里的七万块钱债我要还。以前妹妹生病，家里用钱都是我给的，现在手里没有什么积蓄。我愿意给家里花钱，本来出来打工这么辛苦，就是想让家里的日子好起来。
记：有没有想过别的办法？比如，给弟弟找一个好人家领养，这样他的生活或许比现在要好一点。这么小就跟着你漂泊，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
李：明白你的意思，我也想过，也可以接受，但家里的叔叔们是不可能同意的。我还有个奶奶，一直跟叔叔过，她也不会同意的。我们老家、我们这个民族都比较传统，不能接受把孩子给别人家领养这种事情。我不想让别的亲戚说闲话。还是自己抚养弟弟吧！
记：在深圳有没有别的亲人，有男朋友吗？
李：有男朋友，我们在一起4年了，他很帮我，我很感激他。其他的亲戚就没有了。
记：男朋友知道你的事情吗？他有什么想法？
李：知道，他全知道，我什么事情都不瞒他。他也支持我抚养弟弟成人。
记：还会回老家去看看吗？亲人的墓地你去过吗？
李：应该不会回去了吧。我们哈尼族的习惯跟汉族不同，我们是不能给先人扫墓的，也不能亲自安葬他们，都是乡亲们帮我们做这些事。所以，到后来，我连他们的最后一面也没有见到，墓地也没有去过。不过，将来如果我跟弟弟日子好起来，我很想回去给他们立个碑。
记：现在凶手已经抓到了，什么时候宣判？当地有没有给你们一些赔偿？
李：还在诉讼程序中，我上次打电话到县里，他们说快要审判了。赔偿要等法庭判决，政府给了我家六千元的丧葬费和抚恤费。我希望，凶手能早日受到惩罚，这也是唯一能给我的安慰。
-专家呼吁
社会共同关爱小丙成
“幼年时期亲眼目睹这一幕人间惨剧，更可怕的是发生在自己最熟悉的至亲身上，这对孩子的毁灭性打击是不言而喻的。全社会都该关爱这个特殊的孩子。”从事早期教育实践与研究长达20年的专家王郁卉女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一连说了三遍“太可怜了”。
“五岁的孩子已经有了很强的认知能力与记忆能力，惨剧发生时那血淋淋的一幕会强烈刺激孩子的脑部神经，使神经受到压迫。孩子有可能会出现社交紧张、严重焦虑、口吃、咬指甲、情绪不稳定等病状表征。”王郁卉表示，幼童的脑神经异常脆弱，在经受如此的打击后一定要充分放松、在愉快地生活环境中矫正：“这显然需要整个社会特别是所在城市给予足够的关爱，生活环境的舒适和畅顺的沟通会给孩子幼小的心灵带来抚慰。”
王郁卉建议，政府有关部门、慈善公益机构和民间组织应当主动为小丙成的生活、学习提供尽可能的便利与帮助：“多让孩子参加点集体活动，培养孩子一些文体特长，让他能够专注一些事情，这会让孩子能够阶段性地忘却一些经历的细节，从而减轻孩子的精神负担，变得乐观、开朗起来。”(陈彦炜) (来源：南方都市报) (责任编辑：张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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