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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都周刊特约记者 王骞 北京 上海 江苏 报道 秦斌 摄 |
药害后遗症-食品药品安全处于风险高发期
“我国的食品药品安全正处于高风险的高发期。”多位医药专家也曾明确撰述，药品问题曾出，源于药品行业监管的混乱。
温尧嫉妒别人的腿，长的、短的、瘦弱的、结实的、走得快的、走得慢的。
每天夜半关上电视后，这些腿所做的每一件事就在他脑海中闪回：聚会、旅行、和女孩约会……甚至是让人生厌的上班。每一幕闪回都在入睡时分噬咬着他。
“为什么我不能？为什么我没有？为什么不是我？”彻夜难眠的胡思乱想中，这个24岁的大学生嫉妒别人的人生——即使那些人生平凡、琐碎，那些人生也依旧有未来。
他自己的未来，无从想象。
九个月前，一支售价1.83元、仅有黄霉素眼药水瓶大小的黄色药水被医生通过脊柱注入他体内。
两周后，他的小腿肌肉迅速萎缩，腿骨的形状清晰可见；他的大腿和臀部，大部分肌肉消失了，如果不是整天坐在布质的轮椅座上，臀部突出的骨头，会磨破皮肤；他的脚趾头一点都不听使唤，两只脚掌向下垂，几乎和小腿成一直线；温度过高的理疗仪烫伤了他的腿，眼看着皮肤慢慢变成深红色，他却感觉不到一丝疼痛。
最重要的是，他无法直立行走。
这支廉价的小药水名叫甲氨蝶呤，由上海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华联制药厂(简称上海华联药厂)生产，专用于治疗白血病、各类癌症。在血液科医生眼中，这种药物在人类与癌症60年的抗争史中功不可没。
温尧身上的异象，源自甲氨蝶呤在生产过程中受到的污染。截至2007年10月，全国有193名癌症患者受到了相同或相似的药物损害。他们中有大学生、军人、官员、医生，有3岁的儿童，也有年近八旬的老人。
2008年4月，部分受害者在和上海华联药厂多次谈判后，因无法接受对方的赔偿方案，决定起诉。
异象
轮椅、家、医院、病床，温尧的世界如今静止于这几个空间。2007年7月，他的不幸从上海长海医院启程。
2007年7月7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简称药监局)宣布，暂停销售使用上海华联药厂生产的两批注射用甲氨蝶呤。他们接到药品不良反应中心报告称，广西和上海有3家医院的部分白血病患儿，使用了这两批药物后均出现下肢疼痛、乏力、进而行走困难等症状。
在温尧的父亲看到这条新闻的前一天，长海医院刚给温尧注射完甲氨蝶呤。三天后，他即将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若手术成功，他可以摆脱几个月一次的化疗，过上完全正常的生活。
第二天上午的电视新闻，播报了药监局的公告。“这事不会轮到你头上。”父亲特意安慰了儿子一句。下午，医生找到了他母亲。
当这批甲氨蝶呤对温尧造成的损害一一显露时，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里5岁的张庆东，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里9岁的陈帆、3岁的于静仪、14岁的丁佳斌，北京解放军307医院里26岁的苗浴光、19岁的周雪，北京道培医院里33岁的吴志军，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里23岁的刘亚明、56岁的王美英……也先后出现了类似症状，广西、安徽、河南、河北等地出现了大批受害者。
部分医院请来了业内一流的神经科专家，给病人做了核磁共振和肌电图检查。检查结果显示，部分病人的腿部肌力只有0至1级(正常人的肌力为5级)，“这个结果意味着他们几近瘫痪。”一位医生说。
“下肢疼痛、行走困难”，官方媒体公布的信息让温尧愤愤不平。“行走困难”和肌肉萎缩、无法站立、行走、大小便失禁之间，差之千里。躺在病床上，他用手机写下“甲氨蝶呤受害真相”的文章，试图通过网络发布，以更正新闻里过于轻描淡写的表述。
在药监局、卫生部查明真相前，生产甲氨蝶呤已有30多年历史的上海华联药厂始终以“药品不良反应”指称发生的一切。上药集团的网站上，众多参与甲氨蝶呤产品研发的专家表示，甲氨蝶呤本身的毒性高于诸多常用抗癌药，曾因成本和毒副作用等原因一度停产，希望“实事求是地认识这个产品”。
甲氨蝶呤说明书上列出来的毒副作用包括：呕吐、肝功能损害、头晕等。但温尧身上出现的症状，显然远远超出了上述反应。
延续中的药害
2007年8月。温尧的病情尚未查明，沪上血液科最为出名的瑞金医院内，一批病人因为注射了上海华联药厂的另一种抗癌药物——阿糖胞苷，也出现了相同的异象。
20岁的叶雯，M3型白血病(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可治愈)患者。和温尧一样，叶雯的大学学业因生病而暂停，但在接受治疗后，她已返回南昌大学上完了一整年的课。主修临床医学的她，在熬过绝症威胁后，对成为一名医生有着额外强烈的渴望。
7月末，她回到瑞金医院接受例行检查，并注射了一支阿糖胞苷。
上楼梯抬腿艰难、走路会突然摔跤，随后几天，这些症状逐渐出现。8月初，当她最后一次给自己洗澡时，膝盖突然无力，整个人摔倒在地。她试图爬出浴室，却丝毫无法移动。等她被母亲发现时，她已经被困整整三个小时。这个夏天的黄昏，他们一家被突然显现的噩兆，吓得抱头痛哭。
2007年9月14日，卫生部、药监局联合专家组经过两个月的调查，才找到这些异象的部分原因：上海华联药厂生产的部分批次的甲氨蝶呤和阿糖胞苷中，不知何故混入了微量的硫酸长春新碱——一种仅能通过静脉注射的抗癌药物。当这两种被污染的药物通过脊柱进入病人体内后，会导致病人的脊髓神经根发生病变。在调查期间，华联药厂有关负责人还有组织地隐瞒了违规生产的事实。
上海华联药厂的相关车间随即被停产，上海市公安局至今仍在调查硫酸长春新碱混入药物的原因。
在过去的几年里，类似的药品安全事件已经发生了多起。如卫生部副部长邵明立所言，“我国的食品药品安全正处于风险的高发期。”多位医药专家也曾明确撰述，药品问题层出，源于药品行业监管的混乱。但和早前发生的齐齐哈尔假药事件、安徽“欣弗”事件一样，事隔几个月后，甲氨蝶呤污染事件的受害者，也逐渐从公众视野中淡退。
对众多病人和他们的家属来说，要想获得更多的有效信息，也几乎没有途径。从去年夏天到冬天，病人家属们走访了卫生部、药监局、各地政府信访办，国家信访局，希望了解这起药物污染事件更详细的情况：什么样的救治方案能改善病人的损伤，药物损伤能否被彻底治愈，受害者可以得到什么样的赔偿，谁必须为此承担过错……没有人能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案。
他们希望获得社会关注的努力，同样是徒劳的。一位病人家属给电视台各栏目组打电话述说病情，电话那头都很客气，却没有任何回音；她公布在bbs上的帖子，也被删得一干二净。
温尧的努力，失败得更干脆。他花了一个晚上写下的那篇述说受害者遭遇的文章，还没贴上网站就被阻拦了。“审查无法通过。”手机屏幕上一次次闪烁着这样的字眼，让这个自诩精通一切电脑问题的男孩第一次发现，即使在虚拟世界里，仍有些边界不可逾越。
脆弱的尊严
当然，在有些事上，温尧对自己的发言权毫不让步。
比如拒绝接受针灸治疗。
药物污染问题被公布后，长海医院和上海其他几家医院一样，为病人们制定了针灸、按摩、中药等治疗方案。温尧在接受了一个月的针灸后，拒绝继续。
他的母亲，一位瘦削的中年妇女，清楚地知道儿子拒绝接受治疗的原因。针灸治疗得去门诊部，距离病房有几分钟的路程，温尧受到药物损伤后，大小便失禁，坐在轮椅上出行时，稍遇颠簸，尿液就会流出弄脏裤子。至少有一次，当他躺在门诊部的病床上、腿上扎满金针时，粪便突然大量涌出，让母亲和医生们忙乱了好一阵子。
受伤前，从2004年末罹患淋巴瘤的他，尚能在接受化疗的间隙，和朋友们聚餐、唱歌、打篮球，假装自己不是癌症患者。现在，他再也伪装不了了。他竭力维持的尊严，也荡然无存。
他长久地保持沉默，不和病友聊天，也不理会母亲。一个清晨，母亲希望他能继续接受治疗，他以吼叫回应这个请求，然后突然号啕了起来，响亮的哭声引来了一屋子的护士。
沉默和怒火的交替爆发，在母亲眼里，已是温尧的常态，从前那个开朗的、能说能闹的孩子不见了。
比温尧小了整整十岁的小丁，同样试图以伪装来维护自己的尊严。
甲氨蝶呤的损伤在他身上出现后，他无法行走、下肢无知觉的病状至今没有明显改善。但小丁没和任何同学提起自己的病情，当同学通过网络问候他时，他总说一切都好。
但一切并非都好。2007年10月他被父亲接回家住后，每两周要去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看白血病门诊，住在上海西南郊区的他，每次出行，得在公交车上花5至6个小时。父亲先用轮椅把他推到公交车站，然后再背着他上车。
一次，一辆公交车拒绝让他们上车，售票员的理由是：“这个孩子不正常。”
如果不是小丁在轮椅上哭了出来，父亲几乎要冲上去挥上几拳。
维权
2007年10月，药害发生3个月。
上海华联药厂委托的律师们，前往各家医院，和受害者们商谈赔偿事宜。
药厂愿支付的赔偿金最高不超过70万，费用中包括已产生的医疗费、后续康复费用、残疾赔偿金等因药害产生的全部损失。部分受害者在等待赔偿时中途病亡，律师给出的赔偿金即时减半。
“这个数额低于不少受害者认为应得的赔偿。”部分受害者委托的律师、曾有多年从医经历的陈北元表示。
谈判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冲突。多位曾住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受害者说，药厂委托的律师第一次到医院，给受害者或家属召开会议时，曾公开表示：“赔偿金就这些，你们愿意来谈，就自己来找我，我是不会再来找你们的。”
“这样的赔偿方案，这样傲慢的态度，无法让我们感觉到上海华联药厂——造成这些巨大损伤的责任方，有丝毫内疚之心。”一位至今仍住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受害者说，他拒绝和这样的律师协商。
药厂律师提供的《和解协议书》，也让部分受害者不满。协议书上写有“保密义务、禁止反悔”条款，要求受害者在接受赔偿后，不再追求上海华联药厂的任何责任，并且不能向他人透露协议书里的任何内容，若违约，需承担违约责任。一位在司法系统工作的受害者家属，当着律师的面撕毁了协议书。
诉讼是受害者们最后的选择。但这同样无法避免因患者中途死亡，赔偿金数额大幅下降的风险。陈北元曾代理齐齐哈尔假药事件受害者索赔案，案件的一审从去2007年3月开始，至今还未有结果，唯一的幸存者任贞朝在一审中途死亡，索赔金额由600万立刻下降至119万。
在谈判开始前，北京的受害者家属老周，联系上了北京40多名受害者，随后又通过朋友在上海找到了50多名病友。“我希望受害者们能联合起来索赔。”老周说。但当药厂律师出现在医院后，每个人的选择多少有些不同。
温尧最好的朋友，29岁的白血病患者小陈，第一时间接受了赔偿。“他病情不稳定，怕父母拿到的赔偿金太少。”温尧说。
温尧的父亲一开始也拒绝这样的赔偿，“儿子也许需要终身护理。”他说。
但温尧愿意。他只想迅速避开这个世界，回到家，躲起来。
他的意愿得到了满足，圣诞节前几天，父子俩在那份写有“保密义务、禁止反悔”条款的《和解协议书》上签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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