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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排头兵”的贡献
海南无论是人口还是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都甚小，二十年来对国家最大的贡献就是进行了一系列超前改革。作为海南“小政府、大社会”体制的主要设计者之一，廖逊介绍说，1988年海南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倡导“多种经济平等竞争”，率先建立精干高效的行政机构，探索“小政府、大社会”，实行省直管市县的管理体制。
1993年之后，海南又在全国率先实行“公司法人注册登记制度改革”、“税收征管制度改革”、“土地使用权出让招标分配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行“燃油附加费制度”和针对审批制度的“海口三制改革(直接办理制、窗口服务制、社会服务承诺制)”。2004年取消了农业特产税，2005年提前一年取消了农业税，2006年又率先实行农村中小学生的“两免一补”……所有这些都直接为国家的相应改革，创造了宝贵经验。
廖逊特别指出，更具导向性的经验还在于，海南在1993年最先“发明”了改革与立法相结合，直接以立法的形式促进改革，即“先立规矩后办事”，“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这并不为人所理解，但是现在人们逐渐认识到，这是我们国家从人治走向法治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
而且，这种改革“排头兵”的角色，在廖逊看来，一定程度上拜海南的“先天优势”所赐。海南作为省级经济特区，享有特区立法权，区情又酷似中国国情：既有相对发达的沿海地区，又有相对落后贫困的内陆山区；既有城市，又有农村；既有汉族地区，又有少数民族地区；既有水源地山区，又有江河中下游平原……
因而，在人与人之间存在城乡、地区、民族、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之间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又在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复杂矛盾。“与其他特区相比，任何改革措施，也许在海南行得通，才会对全国具有指导性意义。建省、办经济特区最初十年，我们曾经充分利用了这个特殊的战略地位。”廖逊说。
近些年来，有关海南“边缘化”的议论时有出现。对此，廖逊觉得不奇怪，“海南地处祖国边陲，原本就是广东省内最贫困最落后的地区。如果不解放思想，不敢充当改革开放‘排头兵’，自然就要回到边缘。”回顾20年海南与全国大局的关系，他的结论是，海南什么时候大胆闯、大胆试，自觉承当全国改革开放试验区，就能够引起中央重视、全国支持和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什么时候思想不解放、循规蹈矩、不敢触犯既得利益和部门利益，失去“特”字和“排头兵”位置，就会陷入“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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