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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凉山童工事件牵动了公众的目光。当我们悲愤于法之不彰、欣喜于解救送返之时，4月29日《南方都市报》的后续报道却让人深思：熟悉凉山的中央民族大学西部发展研究中心侯远高教授称，带工现象在凉山地区极其普遍。媒体的记者在采访童工马海曲布的母亲时表示，“你儿子在那边很可怜，两三天才能吃到一顿米饭”。但他母亲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两三天就能吃到一顿米饭”。这位前几秒钟还在为儿子失踪而痛苦流涕的母亲，突然变得一脸惊喜。
你能理解被解救母亲的“一脸惊喜”吗？你会对惊喜于“两三天就能吃到一顿米饭”的母亲说“贫穷其实没有什么”吗？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理查德·乔利曾说过：“事实上，任何认真的评论家都认为第三世界的教育早就应该有重大的改革了。”是的，事实上，我们都认为被解救是完美结局，都以为追究当事主体行政、司法责任是最关键的工作，然后再问一声：孩子，你为什么不去读书？
凉山喜德县代理县长曲木伍牛在《凉山彝族地区贫困问题研究》一文中叙述这样描述凉山州所辖17个县市，“这里贫困面之广、贫困程度之深、贫困人口之多、贫困如此集中，在全国都是少有的”。就业权益上的困境属于发展层面，而生存境遇的贫困才是凉山童工事件的根源。制度固然重要，监管固然不可卸责，但是，这种地区性的普遍贫困若不得以缓解，再严密的制度与监督也遏止不了对“米饭”的冲动。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贫困人口减少2.5亿，并正在努力使2000万贫困人口脱贫，这是了不起的奇迹。但是，由于地理和历史等因素，区域经济的不平衡性还是个客观存在的难题。近日，国务院扶贫办公室计划将收入贫困线提高至年收入1300元，这是从实际购买力上向世界银行使用的日收入1美元贫困标准积极靠拢。然而，我们也要看到：贫困人口在历史变迁中所遭遇的不仅仅是货币困境，还有整个经济社会转型衍生的规则压力。有人说，贫困是多维的经济社会现象，单纯的货币贫困无法揭示贫困的深层特征，也不能在政策制定中提供准确的参考。因此，防止贫困的代际转移、警惕物质贫困倒逼出权益贫困，才是我们迫切需要回应的核心问题。
解救贫穷才能真正解救得了童工。《世界银行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给贫困下的定义指出，贫困不仅仅是收入低微和人力发展不足，它还包括人对外部冲击的脆弱，包括缺少发言权、权利和被社会排除在外。据说当地的竹核中学原本有1700多名学生，但现在基本都被送出去了，顶多只剩三四百名学生。事实的背后有着现实的逻辑：童工比读书更有出息——如果这个逻辑不能得以逆转，解救难免会沦为尴尬的连续剧。
这一次，我们群情激昂地解救了孩子们，但他们的母亲会惊喜于他们平安归来吗？这个问题也许比童工遭遇更让我们揪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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