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9日凌晨，台湾知名作家柏杨在台北病逝，享年89岁。他和李敖都是台湾著名杂文家，同时又与张学良、李敖一起并称台湾“三大难友”。他的《丑陋的中国人》一书，曾在大陆一版再版，并在80年代末引起过激烈争论。
柏杨的传奇人生就此画上句号，但其思想与人格的火花，仍在众多热爱他的读者中闪耀。
“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
就在今年2月，柏杨捐赠的56箱、共11745件珍贵文献资料入藏中国现代文学馆。文学馆向柏杨夫妇颁发了入藏证书和“巴金手模”纪念品，感谢他们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事业做的贡献。
“得知柏杨逝世的消息，我的心情很沉重。我马上联系文学馆工作人员发电慰问张香华女士(柏杨夫人)。”中国作协副主席、现代文学馆馆长陈建功说，柏杨先生独到的思考和深刻的剖析，必将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传之久远的精神财富。
柏杨原名郭衣洞，1920年出生于河南，1949年前往台湾，1968年因所谓“挑拨人民与政府间感情”而获罪于台湾当局，度过了9年零26天的铁窗生涯。事后，柏杨回忆说，“正是自1968至1977年间，当我做了阶下囚，便开始潜心治史。”身陷囹圄，使他对中国历史和现实进行了深入思考，这也成为他一生治学为文为人的动力源泉。
“我之所以写中国历史，就是想要追究一个问题——中国的历史为何循环往复地充满了血腥和欺诈，到底该由谁来负责？”“我以杂文体写历史，形式上嬉笑怒骂，但内心无比沉重。”他说。
1988年，《丑陋的中国人》被引进大陆，一时振聋发聩，洛阳纸贵。
作家陈忠实回忆当时情景，“那时文学朋友碰面聚首，传递着台湾作家柏杨的名字，新奇到颇带某些神秘的色彩……《丑陋的中国人》里的柏杨，是一个犀利到尖锐的思想家，甚至很自然地联想到鲁迅。”
批判中国人的“脏、乱、吵”、“窝里斗”、“酱缸”文化……柏杨以率真、犀利的形象，引起国人广泛关注。柏杨自己也曾说，“对中国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一直是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作家、学者的生命基调。”
柏杨一生针砭时事，借古讽今，犹如奋战不懈的斗士。“不肯听话，是我自己性格最大的弱点之一。”他自评道，“我摆脱传统文化的包袱，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这也成为广大读者熟知的一句名言。
对此，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港台文学研究专家蒋朗朗认为，“他是一个真正的平民知识分子，为平民代言，长期关注民生。他用写杂文的方式，从乡村凋敝到物欲横流对人性的侵蚀，一路写来，对种种不平等、腐败的现象进行抨击。他不是坐在高堂上布道式的知识分子，而是真正通过实际行动来体现着一个知识分子的品格和情怀。”
“中国——我们的母亲，是我们惟一的立足点”
柏杨一生著述等身，计有170多部小说、杂文和历史作品面世，为“十年坐牢，十年杂文，十年著史，十年小说”的传奇作家。其中，《柏杨版资治通鉴》在台湾被誉为最有价值和最畅销的一部书，《中国人史纲》被列为对社会影响力最大的十部书之一。
“他其实是借助历史来喻现实，在历史与现实中找到了一个结合点。”蒋朗朗评价道，柏杨的一切与其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是密不可分的。
柏杨说，“我们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中国——我们的母亲，是我们惟一的立足点。”
1988年，他第一次回到大陆，回到了阔别40年的家乡。今年年初，“中国现代文学馆·柏杨研究中心”成立揭牌仪式在北京举行时，因健康原因，柏杨未能成行。
“我来时请他写了几个字，他费力写了‘重回大陆真好’，签名竟用了一个多小时。”张香华女士说，尽管当时已是88岁高龄，但是‘重回大陆’一直是他非常清晰的愿望。
柏杨曾提起过一件事。大陆一个剧团到台湾表演老舍的《茶馆》，“我在台下，看得老泪纵横，心情沉重无比，仿佛中国百年来的伤痛逼面而来，我们却束手无策。”正是这种以史为鉴思考中国问题的视角，使他的思想和情怀具有了深远的穿透力。
不久前，他接受采访时说，“今天的中国，经济走上改革开放，人口生育受到控制，加上信息不容易阻隔，门户大开。我们不趁这个形势大好的机会，继续为这条未竟之路振作奋斗，更待何时？只是，这个时代经济突飞猛进，人民的文明度却落在后面。我只怕中国人痼疾未除，却暴发各种新的病变。”他对中国及中国人前途命运的忧患，始终如一。
张香华女士提到柏杨对后起之秀的期盼：“把空白的纸和笔铺在年轻一代的桌上，把手中的麦克风交给年轻的一代，去试你们的新声。”一位年轻网友动情地回应道：“如今他要向最关心他的读者说，你们慢慢读我的书吧！我要多睡睡觉，好吗？”
学者易中天说，“听说柏杨先生仙逝，我发了很久的呆。我相信，冥顽不化的人会越来越少，与时俱进的人会越来越多。我们伟大的民族，也一定会继续前行。柏杨先生，请放心安息吧！”
柏杨先生埋骨台湾，终于停笔休息。一位网友的话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在他的墓碑上应该写上这么一段话——这里埋葬着我们的一面镜子，一个美丽的中国人。他在世的时候，让所有人觉得刺痛。而没有了他，又让所有人怅然若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