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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中国的经济存在弱化了?
日本是当仁不让的经济大国,首先从经济上加以比较,无可厚非。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日中在经济上的差距越来越小。目前,日本的GDP为4.4万亿(美元),中国为3.4万亿,差距还有1万亿。因两国发展速度不同,这个差距在以每年3000亿的速度缩小。照此速度,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到2011年前后,日本经济将被中国超越。2007年,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这些变化,使中国在日本经济中的存在变得越来越大;与之相比,表面上看,似乎日本在中国经济中的存在开始趋于弱化。
但是,姑且不论夯实后的增长与一路狂长的“虚胀”的区别,即使中国经济从总量上超过日本,后者在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中的存在也不会有本质上的削弱——这是其经济构成及其在产业链中所处的位置决定的。
4年前,日《呼声》(《Voice》)杂志发表过一篇题为《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日本》的文章,作者是著名世界经济学者长谷川庆太郎。文章开宗明义,指出中国经济之所以受制于日本,主要由于两点:一是日企能向中国提供产业发展不可或缺的高品质产品,二是拥有优秀的技术实力和为确保技术优势而对研发活动的巨额投资。日本此项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为3.1%,美国占2.7%,而中国不到1%。而且,中国几乎没有用于民生领域的研发投资,基本上处于依靠外资带来新技术的“外资依存”状态。文章举例说,在中国空前的基建热潮中,建筑机械的平均使用寿命长达3000小时,只有日产的建机才能经得起如此消耗;中国生产汽车部件的机床,年平均工作时间为3500小时,只有日本的机床能保证连续5年性能不变,“没有日本的机床,中国的汽车产业将寸步难行。”长谷川预测,“中国对日本的依赖只会越来越强,而不会越来越削弱”,这意味着“日本越来越有能力控制中国”。
只需对比一下两国GDP的构成,就知道长谷川庆太郎并没有危言耸听。进而言之,如果计算一下我们为获得单位GDP所付出的能耗和环境代价的话,则不但令人兴奋大减,甚至会有些难为情。
反正,我们在日本面前真的优越不起来:即使到现在,我们的GDP中,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的产值比例,也远低于日本经济高增长期的1960年代的水平;日企重管理、高工资、产业机器人数量世界第一,而我们的国企,靠的还是低薪酬、低保障的“人海战术”;人家重视教育和员工的培训,立法保证研发投入,甚至大公司的上班族都出诺贝尔奖获得者,而我们连9年制义务教育都难以贯彻实行,保护知识产权不力,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逐年降低。
中国成为经济大国也许只是时间问题。但即使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也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面临产业调整、环境治理、节能等问题,而这些绝不是一朝一夕可一蹴而就的功课,日本的经验也是我们无法轻易绕过的存在。今天,越来越多的日本公司把制造部门转移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国内几乎只保留核心技术的设计部门和最小限度的管理部门,许多百年老店的大公司,甚至连总部大厦都卖掉,按不同的事业部租写字楼办公,实现了“小而精”的转型。所谓“以小制大”,决非戏言。预言日本经济在总量上被中国赶超之后其存在会淡化为时尚早,中国经济“失去日本”更是无法想象的。
酷日本:中国的文化参照
再看文化。说是文化,其实跟经济密不可分,甚至就是经济的一部分,而且是核心部分。众所周知,日人爱讲“立国”:“电子立国”、“贸易立国”、“环境立国”、“观光立国”等等,不一而足。每次“立国”口号的调整,都意味着国家战略的转型。早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府便基于日本社会和国际环境的变化,提出了旨在使日本成为面向21世纪的“民生大国”(CivilianPower)的国家战略,为此而打出了“教育、文化立国”的方针。
这里的“文化”,并非是茶道、花道、大相扑等东洋传统“国技”的孤立存在或泛泛而谈,而是以这些文化符号为核心,加上现代元素,以高度商业化的手段重新包装,旨在打造所谓“酷日本”(CoolJapan)的国家软实力。这方面,最典型者是动漫,如今已成日本创意文化产业的支柱。其在GDP蛋糕中的构成,丝毫不逊于甚至大大超过了制造业、金融的份额。
也许是由于日人性格中有“匠人”情结,也许是其文化本身的构造使然,日本的“纯艺术”(FineArt)似乎较容易与工艺、技术结合,超越传统的“日本美”,成为浑然天成的现代文化和青年亚文化,同时也是孕育产业的酵母,其建筑、摄影、时装等无不充分体现这一特点,并产生了许多享誉世界的大师级人物。通过这些背后有强有力产业化支撑的文化软实力的辐射,日本在赚取大把外汇的同时,借用一句时兴的表述,也在“输出价值观”,改写着昔日的国际形象。
如果中国失去这样的日本的话,难道不也是一种遗憾吗?至少会少一些趣味、精致和异国情调的梦幻,也许还会失去可资参考,并有可能孕育本土创意产业商机的弥足珍贵的参照物。
假如没有日本
诚然,对中国来说,现状的日本是一个难以尽如人意的存在,正如反过来一样,现状的中国,也离日本的期许(或想象)相去甚远。但有必要搞清楚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到底是要一个异邦,还是对异邦的想象?如果是后者的话,那么到目前为止,来源于各种媒体、电影甚至民间段子的二手“内存”已堪称“丰富”,但异邦的形象为什么却在我们国家战略的视野中变得越来越模糊了呢?原因不在“异邦”,而在于我们的“想象”,所谓“想象的异邦,飘忽的照准”;而如果是前者,那么只有接受现状的存在之一途。尝试改变,要在原则接受的前提之上,才有可能实现。而且,改变也绝不可能是单方面的,要形成某种互动机制才有效。
试想,假如没有日本,我们的“郁闷”会少很多么?也许,对着日本发泄的那部分情绪会有所轻减、缓解。但问题是,近年来以“日本”为对象的情绪性表达,其真正目标完全是日本吗?有没有拿日本说事,发泄某种个人在现实中的遭际、不遇的成分?一个真实的日本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了国人愤怒的根源?如果连日本的“消失”都无法减轻国人的愤怒的话,那么,这种愤怒是不是一定源自日本便存疑了。
从这种意义上说,惟其东邻有日本的存在,中国对外部世界的想象才不致完全落空。虽然有误读的成分,有基于误读的情绪性发泄,但随着双方沟通的日益频密,理解的加强,一个对异邦的想象会渐渐逼真起来,离事实越来越近,这将有助于中国学习接受并心平气和地与一个现状的日本相处。
中日近三十年的交往中,最活跃的部分在企业界,日本企业管理理念为一代中国企业家所推崇,这种影响一直持续至今。这是一段激情、冲突、理性、拥抱、排斥等各种情绪激荡的三十年。
改革年代的对接
南方周末:尽管中日两国如此不同,但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这个邻居又在长时间内受到我们的追捧,就你观察,从什么时候开始?
吴晓波:是随着政治大门的打开而开始的。1978年第三次复出后,邓小平第一个出访的发达国家就是日本,他见到了有“经营之神”之称的松下幸之助,据说,74岁的邓小平与83岁的松下幸之助谈得十分投机,松下公司在当时已经是非常成功的企业,非常地现代化,它的一条生产线从头到尾,一点声音都没有。这种现代化比起中国国内的百废待兴来说,简直是天地差别,这给邓小平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邓的邀约下,松下成为第一个进入中国市场的日本公司。
南方周末:归根结底,还是日本企业能解决当时中国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即效率低下。
吴晓波:其实邓小平非常清楚这一点。可以说,访问日本更坚定了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决心。改革开放是从经济领域开始,中国的经济学家们认为,在改革初期,国营企业最大的问题是效率不高,有一句很著名的话是“我假装工作,你假装给我发工资”,当然这是一种比较极端的概括。而日本经验的核心是能解决效率问题,这和中国的需求相吻合,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从“假装工作、假装生产”的国营企业转变成真正的市场化企业,日本经验作用巨大,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中国企业,特别是制造业。可以说日本经验是生根发芽了。
曾经的风靡
南方周末:早期学习日本是不是主要在技术方面,学习管理理念是后来的事?
吴晓波:不,是同时的。1980年代初期的日本正处于最辉煌的时期,全球都在学他们,甚至包括美国,哈佛学者傅高义出版的《日本第一》风靡全球。中国国门打开后,在松下的示范效应下,大量日本公司,如东芝、日立和索尼等相继进入中国,它们把数百条家电生产线向中国输出——这些生产线基本上都是淘汰下来的二手货,不过却很适合萌芽的中国市场。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制造业的再造从一开始就是全球产业梯级转移的结果,而影响最大的,是日本企业。随着生产线的引进,技术和管理思想也进来了,在整个1980年代,都是学习日本的时间点。中国消费市场的复兴以及市场型企业的出现,在两大领域内表现得最为突出,即食品饮料业和家用电器业,而家电业的崛起就是一个亦步亦趋地学习日本经验的过程。
南方周末:松下幸之助一直被企业界当作偶像,他是如何影响中国企业家的?
吴晓波:当时,他的很多书,在中国非常畅销,而且很多还是印制非常粗糙的盗版书。例如有一套《松下幸之助经营管理全集》,就是中国出版商把他的很多思想擅自编撰起来的图书。松下式的管理理念很被中国企业家认同,因为他强调精细化管理和专业分工,强调制度、细节和奉献,而这些无疑是为效率低下、人心涣散的中国企业对症下药。另外一个原因是松下的创业经历也在中国的企业家中获得了共鸣,学徒工出身的松下最早是一个发明家,他发明过自行车前面的小电灯。他很勤奋,他领导的企业从零开始,后来发展成为非常成功的企业。这让当时中国的企业家(准确地说是厂长、经理)们有心灵上的呼应,学徒工也能成为企业家,自己(当时的很多厂长、经理)也曾经是学徒工,没受过什么教育。
南方周末:有无更具体的影响?
吴晓波:中国很多著名的企业家,在他们的回忆录里,几乎都讲到自己的管理思想,曾零零碎碎地受到日本的影响。
比如张瑞敏曾说,当了厂长以后向谁学呢?向日本学习。人家问到他偶像的时候,他第一个想起的就是松下幸之助,这个偶像也几乎是1980年代中期创业的中国企业家共同的偶像。海尔提出“日清日高”,就是说我每天清理自己的工作,每天有一点点提高,这很像日本企业的口号,在中国的制造公司中,海尔的管理水平是很高的,它有很多值得其他企业学习的经验,但就我感觉,这些经验基本都脱胎于松下、丰田、索尼等企业。
再例如华为的任正非,他曾去日本企业参观,发现那家企业的墙上挂着泰坦尼克号照片,就是警醒员工,公司随时可能会沉没。任正非就把这张画拿回来,贴在华为公司的墙上,激励员工要有忧患意识。
南方周末:你觉得现在的中国企业家们在以谁为目标?
吴晓波:我感觉,现在的中国企业家是全世界最像美国的一群人,19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低迷期,而美国公司大量进入中国,如互联网、美国文化、迪士尼等,很适合中国快节奏的生活,还有美国的创新文化,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一代年轻人,影响了一代企业家,包括中国的商业模式、公司制度。现在你从整个世界角度看,中国最像美国,除了政治体制以外,像公司架构、人的观念都很像美国。三十年的中国企业成长,简而言之可以说,前十五年是向日本学管理,后十五年向美国学战略。
两国历史中的相似
南方周末:被誉为“日本战略之父”的大前研一在其《ChinaImpact》书中提出,“中国已经觉醒”,并称“未来10年,世界最重要的课题就是如何与一个强大的中国相处”,这样的预言是否正在实现?中国的崛起投影在企业身上,使其产生了哪些变化?除了输出“madeinChina”的商品,中国企业在管理上是否开始形成自己的理念与文化?
吴晓波:我更愿意把大前的话进行另外的理解,那就是,当世界以强国视中国之时,也是我们当反思应以怎样的强国心态来对待世界。随着人民币持续升值和通膨压力增大,以能源消耗和成本低下为主要特征的“中国制造”显然已行之不远。中国经济崛起三十年,是一个创造奇迹的伟大历程,而迄今我们仍然没有出现一家伟大的中国公司。中国企业家仍然难以摆脱焦躁心态,中国式的管理思想久唤不出。在这方面,日本企业仍有众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此外,我们还当以日本经济的成长经验为鉴。百年以来,这两个国家曾在三个时间点上处在同一个起点上,1870年前后,中国开始洋务运动,而日本进入明治维新,到1894年,随着甲午海战的中国战败,两国国运出现分野。1945年,二战结束后,日本废墟一片,中国也百废待兴,前者很快开始经济重建,而后者则陷入了内战和长期的意识形态争论。今天是第三个交合点,中日均是当今最重要的经济大国。有两张西方媒体的杂志封面,让我印象深刻,1989年,索尼收购哥伦比亚影片公司,《新闻周刊》封面刊登了被收购的哥伦比亚影片公司的图标——站在基座上手持火炬的女士,穿上了日本和服。而去年5月,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刊出一个很醒目的封面,它用的是好莱坞电影《金刚》爬上帝国大厦的场景,不过把那只大猩猩换成了大熊猫。前后18年的两个封面,让人很容易产生惊心的联想。日本与中国的大国崛起之路,互为交错,颇可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