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高考、建立学位制度开展研究生教育、大规模派遣留学生、发展大学科研、建设一流大学——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开放以来多项重大举措——天津大学校长龚克全都亲身经历了。

　　“我本人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和亲历者。”龚克认为，如果没有当年这些重大举措，中国改革开放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以及建设创新型国家，根本无从谈起。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时候，23岁的龚克已经是北京理工大学一年级的大学生了。当他从收音机里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时候，敏感地意识到国家真的要“变”了。

　　龚克很兴奋，“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对于我们曾在阶级斗争天天讲中过日子的一代来说，简直不敢想象！”这种兴奋他并非第一次感觉到，“第一次兴奋是在获悉恢复高考的时候。”

　　自从1970年初中毕业后，龚克就在798厂当工人，“我当时的工作不错，拿着四十一块七毛一的工资。再过几年，升到三级工，就能拿四十九块零三分，比大学毕业生不差。”但龚克很不满足。他在几年的工作中，深感知识的不足，很难有作为。

　　获取知识就要学习，“文革”革掉了高考，上学靠组织推荐。从1973年~1976年，他一次次报名，希望组织能推荐自己上学，可能由于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在“文革”中又受到批判，上大学的机会一直没落到这个非工农子弟头上。1976年，满腔热血的他参加了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四五”运动。回来后，便成了清查对象，被责令揭发交代，连唐山地震抢险都没有份，更不能去瞻仰毛主席遗容。那段时间，是他最困难、最困惑的时期。

　　“打倒四人帮，真是一次解放。但那时还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称为‘抓纲治国’，还是不给‘四五’事件平反。”

　　“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时，我除了激动还是激动。”尽管已经三十年过去了，至今聊起高考，龚克的心中依然有很多感慨，“这些年来，很多人都在抨击高考制度，我也认为现在高考中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但无论如何不能全盘否定，它的公开性和公平性就是它的合理性。”

　　龚克说，“文革”废除高考搞“推荐”上大学，实际上是废除了公平竞争，更没有公开透明，一切都是“组织上”的某种安排，有点“待遇”的性质，他很不服气。

　　他觉得，恢复高考起码是回归“有教无类”、公平开放的教育理念，给所有人一个公平的、靠自己的基础知识和学习能力来竞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实际上已经是对文革的否定。所以，1977年恢复高考，其意义远远超出了高考本身。那是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发出的“拨乱反正”的声音，直接参加考试的超过500万，涉及数百万家庭，是大得人心之举，为之后三中全会全面推进拨乱反正奠定了民心基础。

　　因此，1977年的冬天虽然很冷，但龚克的心很温暖，他考上了当时的北京工业学院电磁场理论与微波技术专业。之所以选择这个专业，就是因为他在微波车间工作了多年。

　　对798工厂，他充满着感情。“我当时没什么想法，一门心思觉得上完学肯定是要回工厂的。”因为那里有他的青春记忆，而且还结识了许多朋友，其中有个女孩后来成为龚克的妻子。

　　但后来，毕业后的龚克没有回到工厂，而是又“借了改革开放的光”，去了一个当时被认为还有很多人生活在水深火热的“资本主义国家”留学。

　　1981年，龚克参加了研究生考试。“我考研的成绩不错。当时学校问我愿不愿意出国，如果愿意就填张表。至于其他的，都由组织安排。”

　　那时，出国还是很稀罕的，“我在选择出国前有很多困扰。”

　　当时他和女友都已经27岁，“老大不小了，一旦出国就意味着分开好几年。”……“后来我还是决定出去，开拓一下视野。”出国前，两个人简简单单地把婚事办了。后来龚克的妻子在1984年也自费留学来到了奥地利。“我们俩那时是大陆留学生中唯一的夫妇，真把别人羡慕得不行啊。”

　　龚克说，当学校通知他，出国的目的地是奥地利时，自己反应是“茫然”。摊开地图望着那个欧洲中心的小国，想象那个毫无了解的资本主义国家，心情有点忐忑。

　　接下来就是集中学德语，“太累了，从来没有那样累过。”龚克觉得嘴巴简直就不是自己的，那种怪异的发音简直就要把人折磨得疯掉。

　　“真的要去资本主义国家啊！”他特意加重了“资本主义”四个字的语气，尽管国内已经实行改革开放，但在他那代人的意识中，“资本主义”几个字还是十分扎眼。特别是刚到奥地利，中国台湾的《中央日报》就随着寄到了宿舍。那时两岸处于敌对状态，“感觉阶级斗争实在太尖锐了……”龚克笑着说。

　　在国外，他首先感到的是教育观念、方式与国内的差别。由于专业口径窄，在国内是学电子的他，竟被要求补修电机方面的课程，否则学历不能被承认。在补课中，他觉得“要说讲课，那里不比国内强。很厚的一本书，教授三两下就把它讲过去了，然后给你列出书目，让你自己去学。”是否参加考试，也由自己决定。笔试优秀还要经口试才能确认成绩。逐渐适应了之后，他发现这种教育方法，给学生在学习和思考上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学习是自主的，老师不过帮忙而已。

　　取得研究生资格后，他去问导师：论文的题目选择什么？导师说：“你自己决定啊。你难道不知道要做什么吗？”导师充满疑惑地看着他。“我还真是没有认真想过想做什么样的博士论文，好像应该由老师来安排。”

　　后来带研究生，他一直鼓励学生独立选题。他认为，“教和学是事物的两个方面，学生成熟前大体是以教为主，之后是以学为主，大学就是要帮助已经成年的大学生完成好这个转变。”

　　“在国外的最大收获不是知识，而是眼界的拓展、观念的开放和多元文化的熏陶。”“现在看来，派遣留学生的意义大大超出了‘留学’本身，而是开放的重头戏之一，”龚克说。

　　1986年底，龚克终于以优异的成绩拿到了博士学位。

　　“当时您有没有想留在国外？”记者问。“没有，我和妻子是如期回国的。对我而言，从来没有想过留在国外，决定留下比决定回来还要难！”

　　在北京新街口附近的一个老式四合院内，龚克向国家科技干部局“报到”。当时供选择的工作有几个，到国家科委做驻外干部，去成立不久的国家卫星通信公司去，到专业科研机构(如中科院的电子所或者大气所、电子22所等)工作，或者到大学作教师。龚克想选择到清华大学当老师，可朋友说“使不得”，因为他不是清华出身，据说是“绝对不可能”站住脚的。“在当时的人事制度下，这可能是我此生‘唯一’的工作选择机会，于是更加为难，生怕一错而误终生。”看他犹豫，科干局的领导建议龚克先进“博士后”流动站。

　　“‘流动‘！这有多好！那时(甚至至今)我们人事制度的一大弊端就是‘死’，即‘流不动’。我当然选择了‘博士后’流动站。”

　　那时，在邓小平的推动下，重点大学向“研究型”发展。适时回国的龚克赶上了这个历史的进程。

　　“当时，我们实验室只有我一个博士，而且是‘洋博士’。但实际上，我所学的和要做的并不‘对口’，一切都要重打锣鼓另开张。”一切从头学起，博士后好像是个新的学习阶段，没有什么职称头衔的“包袱”。那两年真是扎扎实实从头做起的两年，和同事们的合作也很愉快。博士后研究结束后，龚克自然而然地选择了留在清华，一干就是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