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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高思荣
性别:男
出生年月:1953年
下乡时间:1969年——1978年
出发地点:塘沽四中
下乡地点:山东省章丘县普集公社海东大队
回城方式:和别人对调
目前工作单位:天津天百商品房销售服务咨询中心(经理)
一句话弄丢了留城机会那是个人人自危,谨言慎行的年代。打小报告、告密揭发之类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事屡见不鲜,小小年纪的我们也学会并做着这样的事。
还记得那时每次上课前,我们都需要大声高呼“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当时的规定每次需要喊三遍。有一天,班上一位同学故意捣乱,在喊完三次之后还不停地喊,其他的同学也都跟着起哄。为了不影响正常授课,当时教课的老师就说:“同学们,静一静,只需要喊三次就行……”。然而就是这样一句现在看来是为了维持教学秩序的话,在那时却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无妄之灾。被制止的学生将他说的话,断章取义地上报给了工宣队(毛泽东工人思想宣传队——记者注),说他不拥护毛主席,说他攻击社会主义,因此,这个老师就变成了每次开大会的批斗对象。可在我的记忆中,这位老师是一个对工作、对学生都很负责,很用心的人。
1969年我们上初三,下乡插队对于我们也成了迫在眉睫的事。因为在我们之前有很多人已经插了队,关于插队的辛苦和无助的种种讲述已经反馈到了我们这里。而且班上大部分同学的父辈都出自农村,他们对于农村的落后、贫穷和艰苦,有着深切的体会,因此不管在城市多辛苦,多艰难都要谋一席之地,从他们那里我们对农村也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所以,对于“可以大有作为”的农村,我们不再有幻想,大家都知道下乡插队是一个劫数、一个灾难,都竭力想办法使自己可以留城。
我爷爷在西沽潮音寺开了一个小铁铺,铁铺里只有一个风箱和铁炉子,主要为附近的渔民做一些菜刀、铁锚之类的工具。因为有这个铁匠铺,爸爸的成份被划为小业主,我的家庭出身也自然成了小业主。在那个家庭出身决定一切的年代,它给我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在我们走之前,班上共有两次留在天津的机会,在第二次机会中,我全票通过了全排(全班,由于当时进行军事化管理,一个自然班就是一排)的选举,大家一致认为我有资格留在天津,然而,因为家庭出身和一句无心的话却使我丧失了这个可以改变命运的机会。在评选通过之后,我不知道和谁说“要不是我祖上有德,我的两个哥哥早已葬身鱼腹,他们已经在农村了,这次轮也该轮到我留城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些话也传到了工宣队那里去了,他们以“攻击社会主义”的罪名开大会对我进行了点名批评,同时也取消了我留城的机会。
委屈中的母亲到学校找了很多次相关领导,但是也改变不了我下乡的命运。那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有一天我们还可以返城,以为只能永远扎根在那里,出于对以后人生的考虑,我在临走前买了很多木匠的工具,打算到农村之后学点木匠活。
挑水上山的务农生活因为母亲不放心年少的我一个人出门,她陪着我一块儿到了山东省章丘县普集公社海东大队,在路上她一直都表现得很坚强,然而在安顿好我之后她却在地头一个人放声大哭了一场。作为一个出身农村的女人,能够离开农村进入城市,是她一生最大的追求和无尚的荣耀,为此她不惜在铁铺抡大锤,做着一般男人都无法承受的重活,然而作为母亲她却无法保护自己的孩子,让他们在十多年后回到了自己当年想尽办法离开的农村,尽管那个地方曾是她的家乡。
尽管队里把我安排在了奶奶家,但是我却只能睡在用砖砌成的凉炕上,长年阴冷潮湿,那时候还不觉得有什么,却落下了强直性风湿脊柱炎的病根。由于这里地处沂蒙山区,从未吃过的煎饼也就成了我的主食,那些煎饼都是带壳高粱面和玉米面做的,异常坚硬,吃的我太阳穴生疼,就这煎饼还是有一顿没一顿的,大家的吃的主要是地瓜,夏天到厕所都没臭味,全是酸酸的,因为吃太多,吃伤了,现在怎么也不吃了,尽管现在别人都说多吃粗粮对身体好。在我过生日的时候,奶奶给我煮了一个鸡蛋,为此我兴奋了好久不舍得吃。那时候的厕所旁边都放着一个木棍,为什么呢?因为厕所是在猪圈的上边,人在上边拉屎的时候,大猪就在下面仰着头接着,一不小心它就会将人掀翻到猪圈里,放个木棍就是为了打猪用的。
到了农村之后就只能做农活,之前买的作木匠的工具也都浪费了。我们种的地大都在山上,记得一年夏天,为了种地瓜,我们要爬两三里路挑水上山。那时候的天气非常热,太阳光白茫茫地直晃眼,闷热的空气将人团团包裹,脑袋被烤得嗡嗡直响,一路上除了自己走路和水晃动的声音以外什么也听不见。刚开始挑,还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挑了几趟后,在一次将水放下的时候,一低头鼻血就蹿了出来,止都止不住。还有一次上山除草,不知道为什么就忘了带水,一开始也不觉得渴也就懒得回去拿,想着这样可以多干点活,多挣点公分,谁知道干着干着,突然就特别渴,光秃秃的山上放眼望去到处是土块和石头,一滴水都没有,心想忍一忍,分散一下注意力,一会渴劲就过去,然而越这样想,注意力越集中,渴的感觉就越强烈。直到感觉自己都快要晕倒了的时候,忽然看到前面小路上有个小水洼,水洼里有一点没蒸发完的雨水,尽管里面还浮着牛粪,尽管它已经被晒到了40多度,自己也毫不犹豫地喝了起来,说实话,那个时候真没觉得它有多脏多难喝,然而下山后在看到清水的那一刻,胃里翻江倒海地恶心。
险些丧命的经历当时和我一起干活的伯伯,曾经因为偷了一捆钢丝卖了8000块钱,被判了10年刑,我去的时候他刚出来,因为他我的满腹豪情受到了极大的打击。我觉得我一个知青,一个有文化,受过教育的人,怎么能跟一个坐过牢的人在一起干活,这不就说明我跟他是一样的么,我觉得我受到了很大的侮辱。尽管对于下乡插队,对所经历的一切,自己一点也不满意,但是既然已经到了农村,那就接受现实,好好表现,于是没多久自己又恢复了一个热血青年应有的朝气蓬勃。
那时候的水是从地下的井里取的,大家将一条又长又粗的麻绳上系一大铁钩,然后将绳子慢慢松开,将桶放进井里,之后再有技巧的摆动绳子,将桶灌满,再不断地往上拉绳子,将桶拉出水井。平时吃水是这样,抗旱浇地也是这样。有一次集体抗旱的时候,打水的人不会打,结果就把桶给摆到了井里,为了能够继续抗旱,为了表现自己是一个知青,一个受过毛主席思想教育的人,我就主动提出要下去捞桶,岸边的人都劝我不要下去,因为他们知道,上边温度越高井里温度就越低,人下去之后就会被冻得抽筋,也就不一定能上来了。他们都劝我说“为了一个桶,不值当!”然而我还是义无反顾地下去了。下去之后水刺骨地凉,不出意料地腿被冻抽筋了,更要命的是下面氧气少得厉害,上面的人看到我好长时间没出来,纷纷将头伸到井沿上问我怎样了,当时的我已经没有力气说话了,但是意识还很清醒,我用力跟他们挥手示意,让他们不要将头伸进井里,一方面是因为他们都将井口封严了,氧气就更进不来了,另一方面,这样的话井里原本就少的氧气都要被他们吸完了,不只这样,他们还不断往里面吐废气。最后,集中所有意念,在水里摸到桶之后,我艰难地爬了上来。
一天正在开会学习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传,说七队的草垛着火了,我想祖国考验我的时候到了,我立功的时候到了,于是毫不犹豫地冲了出去,喊着“着火了”的同时就冲到了火堆中间,进去之后才发现自己错得有多离谱,草垛烧得中间已经没有氧气了,而且还烟尘滚滚的,由于自己进来的时候是张大着嘴的,一进去就就没气了,烟雾熏得眼睛也睁不开,想着不能就这样葬身火海,就闭着眼睛用力地冲了出来……还有一次,大晚上就听有人一边敲锣一边呼喊“失火了,失火了……”,旁边的人说“别去了,大晚上的,又不关自己的事”,但我想:我是知青,我比他们有文化,我不能给知青丢脸,不能跟他们一样。于是拿上脸盆就跑了出去,着火的是一个油坊,外面已经火光冲天了,但又习惯性地冲进了房间,当我正在里面奋力地扑火时,突然一个着火的房梁掉了下来,幸亏旁边的人手疾眼快拉了我一把,不然就很难想象自己是否还出得来。
放弃所有只为返城“9·13事件”(指林彪叛逃——记者注)后,我原来的信仰彻底破灭了。1975年底,上面有政策说,凡是当兵的知识青年都可以返回原籍,而我在1973年的时候,就从章丘县农具一厂转到了陆军77师当兵。在部队的时候,我表现得很积极,不仅是宣传队的文艺骨干,还是“批林批孔”大会报告团的十大批判组成员。到团队不久,因为表现突出就被提升为新兵领队,领导200多人。在得到可以返城的消息后,我特别高兴,什么都不想只想回家,不只是想家人,说实话,连邻居都想。下乡7年来,就在第一年的时候回过一次家,因为在农村苦闷,也就慢慢学会了抽烟,在上火车的时候还花10天的工资买了一条烟。
知道我打算回去,师政委劝我别走,说按照我的表现在军队里可以很快被提升,会大有作为的。这话我就像没有听见一样,一门心思就想回去。然而当通过种种努力,办完各种手续后,结果又有规定下来说北京、天津、上海这三大城市不允许返城,于是我只能再回到了章丘县……
记者手记:第一次见到高先生的时候,他正好从自己的车里出来,车是一辆名牌车,但上面却因为落了很多灰尘,让人很难注意到它的“家世”。走路的时候,他的腿显得有些不自然,但是走路的气势却很积极,很热情。在回忆那段经历时,他感慨万千,但表达出来的话语却沉稳、平静,我想这就是低调做人,高调做事吧。他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虽然我不希望自己的子辈经历那时的一切,但我却很感谢那个年代,它教会了我如何在困难中坚持、突破。”(北方网记者徐凌雁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