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时光飞逝,转眼我们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有40多年了,然而在农场时的情景却不时地在我脑海中出现。
住地窖学割麦初尝戈壁生活
那是1965年,我们塘沽、汉沽的大约150名青年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离开了家乡前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5月24日,我们踏上了西去的列车。在此之前,我还从来没有出过如此远的门。列车一路上经过了河南,陕西,甘肃等省,在车上我看到了从来没有见过的梯田、华山、嘉峪关……这些都让我兴奋不已。
7天后我们到达了乌鲁木齐,稍加休整,有关接待人员便带领我们去了农六师参观。在那里我们参观了师部周围农场的农田,听老同志讲解了农场的发展史,那里的麦田里都是收割机在收割。几天后通知下来,我们被分配到农六师104团。和其他7个男同志和7个女同志一起,我被分配到三队,和二队、四队的人一样,我们要做的是在戈壁滩上种庄稼。在我们的北面是四季冒着青烟的火山,也是维族人挖煤的地方,西面是自治区沙依巴克区的农场,南面是我国著名的天山山脉,东面则是一个风口,在那里有一条通往库东的叫乌库公路。
三队,也只有三队是这样的,除了兼作办公室、食堂和男生宿舍的几间房子外,空阔的地面上连一颗树也没有。我们女青年住哪里呢?原来我们看到的房子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地下的就是指导员说的地窝子。经安排,我们八个女青年分住两间地窝子。尽管当时指导员跟我们说,住这样的房子冬暖夏凉,但是说实话,那时我们的心里还确实有点凉,因为这里与我们在师部参观的农场截然不同。刚开始大家因为失望和不适应,都吃不下饭,于是指导员就耐心地给我们做思想工作,过了大约一周时间大家的情绪就都好转起来。
到连队的时候正是麦收季节,一眼望去金黄色的麦田就像无际的金色海洋,美丽极了。因为大家之前都没有干过农活,于是队里组织了有名的镰刀手给我们讲解割麦子的要领,并带领着我们割。镰刀手们每天能割三亩,怀着火热的心,我们这些青年,也不甘示弱,努力赶拼,早上六点钟就起床到地里与老工人比赛,中午不休息,一直到下午六点才收工,几天下来,我们一天也能割到两亩了,为此,我们还受到了队里的表扬。
当时的戈壁滩上只能种麦子,一年还只能种一季,收完今年的麦子又要种下一年的。等这些农活干完了,我们也就没什么事情了,为了改善我们的居住条件,大家便在农闲时打土块,捡石头,准备盖宿舍。据说,新疆原来是大海,经过地壳变迁成了陆地,所以石头特别多,没多久房子就盖好了,男生住阴面,女生住阳面。
严守劳动纪律淋雨患上风湿
那也是1965年的事情,还记得那天是农历的8月15,我们在地里割苜蓿(一种喂牲口的饲料),割完后像割麦子一样再把它们给捆起来。大约是下午四点钟,黑压压的乌云从西面刮了过来,眼看一场大雨就来临了,这时有人说“快要下雨了,回家吧?”,同时,又有人说:“不能回家,队长没有下命令呢。”,说话间,雨点子已经打在了我们身上,但大家仍继续割苜蓿,没有一个人回去。
有经验的老工人把苜蓿搭起来避雨,我们也照着学,但是瓢泼大雨越下越大,那些苜蓿根本就不管用。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一名老工人在人群中说:“队长下命令了,回家吧。”,于是大家都飞奔了回去。等回到宿舍,穿在身上的绒裤都已被雨打湿透了,于是大家都赶忙把衣服给换了。
因为是中秋,吃过晚饭,年纪稍长一些的男同志怕我们想家,就找来了锣、鼓等乐器带着我们在外面做游戏。当时我觉得有点冷,感觉像是感冒了,就回宿舍不玩了,等到宿舍已经冻得上牙打下牙了,随后就开始发高烧,烧到40度左右。第二天去看病,医生给开了些感冒药,可是等烧退下去以后,我的腿就不能利索地蹲下去了,勉强蹲下去之后就很难起得来。不仅如此,紧接着手心、脚心就开始起红疙瘩,握铁锹、走路都很疼,卫生员给了一些药膏并给包扎了一下,但这种情况持续了一星期也没见好。于是我就到了团部卫生院看病,医生看了一下手上的红疙瘩,说是得了风湿,那时候风湿这个词对我来说很陌生,完全不知道是什么病。吃了医生给开的药之后,病情有所好转,因为一个人在宿舍无事可做,休息了两天后就又下大田去干活了。因为脚一直疼,走路已经慢慢拐了起来,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就再休息两天,虽然就这样边休息边劳动,但我的出勤率依旧很高,指导员还表扬了我。
就这样,病情一直拖到了第二年,红疹也蔓延到了脚脖上,因此,不得不在医院住了三个月。后来听前来看望的战友说,当时医生怀疑是骨结核,不做手术的话就不会好,但如果动手术的话就有可能会残疾。
被雪困房门难出顶大风西去找羊
1965年的冬季下了一场雪,足有一尺多厚,我们都很高兴这场雪给麦田盖上了如此厚的一层棉被,盼望来年能有一个好收成。然而也正是这场雪给我们带来了一场不小的灾难。
大雪过后,接踵而至的是一场10级以上的大风。一夜的功夫,我们所住的房子就被雪给埋上了,然而,风还在继续刮着,只有住在门朝北的房子里的人才能出来,我们朝南的房门被雪封得死死的。从来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我们,一开始还反应不过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等明白过来之后,大家做了很多种尝试,然而办法用尽门还是无法打开,于是我们就只好等住门朝北的人的“救援”了。大雪阻隔了我们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没有吃的,没有喝的,不能和别的人交流,几个人呆在房里,说完了所有能说的话,也就无事可做了,慢慢地我们连时间的概念也没有了,不知道此刻究竟是白天还是黑夜。虽然被困中的我们觉得很无聊,但却一点恐惧感也没有,因为我们知道并坚信他们会救我们出来的,大家都很乐观。为了给我们送吃的,他们就在北墙上挖了一个横向的口子,给我们往里递烙饼和咸菜,没有水,因为食堂也没水了,幸好之前我们还剩有一缸水。不知过了多久我们的房门终于被挖了出来。谈到被困的时间,大家都说至少有五天,然而我觉得也就三天吧。
房门刚被打开我们就接到了上级的命令,说队里的羊被大风给刮丢了,让大家都出去找羊。顾不上高兴和饥饿,接到命令的我们立刻投入到了“找羊战斗”中。原来,大风把羊圈的房盖给刮翻了,并且把羊一起给卷走了。根据风向,大家分析之后得出结论说羊被刮到西边去了,于是我们两三个人一组紧急赶往西边找羊。大风夹着沙子、石子吹过来,打在脸上生疼生疼的,然而在那一刻,我们却顾不上这些,要知道找羊在那时才是重中之重,我们要做得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把羊全都找回来。
那场大风雪是我们入疆以来第一次遭遇到的,以后每一年都会刮这样的大风。文革期间,一些从东北过来串联的大学生说:“这风太大了,白白地这样刮太可惜了,可以利用风力来发电”。果不其然,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进步,我看到现在新疆有风的地方,真的已经利用风力来发电了。
经过半年的劳动,我们15个人又被重新分配了一次,有人去了团文娱队,有的去开拖拉机,文革之后我被调到了火山后面的一队,在农场做了七年之后,就随丈夫调去了工厂,也就离开了那个地方。
作者:王英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