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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发展赶不上经济发展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1978年的冬天,当冯骥才从收音机里听到邓小平的报告时,正处于自己创作的高潮期——《神鞭》刚刚问世,《雕花烟斗》也即将刊发,他的内心踌躇满志,觉得百废待兴的国家“终于要驶向快车道了!”
但他没有想到,此后的几十年中,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民间文化却承受着各种各样的打击。
“这是中华文化的箱底儿。”最先映射在冯骥才脑海中的除了城市的老街外,就是中国的古村落。他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中国文化意识的发展远远赶不上经济的发展,老城、老街和古村落内在的、沉甸甸的历史文化积淀正在被抽空。
冯骥才在一次调研中万分痛心地发现,贵州东南部在改革开放浪潮的带动下,目前30多万人在苏浙一带打工,苗寨居民不说苗语,少数民族村寨的年轻人不穿民族服装。而南方一些富裕的小县城,生活富足的农民在建设自己家园时照搬西洋,在村落中修建起一座座微型的“艾菲尔铁塔”,或是小型的罗浮宫,中国的飞檐翘角、雨榭楼台早已淡出视野,退出记忆。
“长此以往,十几年后我们传统的东西就都没有了。我们无法阻止一个时代的变化,但文化,我们必须挽留。”冯骥才强调,抢救中国民间文化的目的,不是为了保存某种形式,而是为了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保留下她的那些美好的情感与精神。
运动员、画家和作家
其实,在和民间文化结缘之前,冯骥才并未想到自己最终的事业归宿会是在这里。
冯骥才在天津出生,祖籍则是浙江宁波慈城,这座看似不起眼的小镇诞生过519名进士。小时候的冯骥才一直向往当画家,但造化弄人,19岁的他没有如愿走进中央美术学院,而是成了一名篮球中锋。
“我从塘沽中学毕业时,报考了中央美术学院,初试在天津,复试在中央美院。记得当时的主题是《夏》,考完后,我自我感觉很不错,负责考试的老师也对我讲,你做好准备吧。于是我更加认为自己没问题了,但等到最后所有同学都发榜了,我还没有收到通知书,而且普通大学的考试也错过了。”很长时间以后,冯骥才才知道,当时他的档案都调到了中央美院,但却因为出身问题而无法被录取。
冯骥才在最茫然的时候走进了天津篮球队,“遇上一个教练,看我个子高,就把我要了过去。”但他坦言自己不是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别人练球的时候,他总是偷偷地看书。
“运动员的生活只有一年多,就不得不因伤退役。”此后,他来到国画研究会,当了一名临摹古画的画工。
在这段日子里,为了生活,冯骥才还利用业余时间为一家公司推销产品,最广泛地接触了社会各个阶层,市井百态令他的内心涌动起创作的欲望。
“一开始不敢给别人看,写下来又不知藏在哪里好,于是每天在屋子里写了藏,藏了找,好像老鼠一样在屋子里折腾。”
说这段经历的时候,冯骥才也是笑得不能自已,最后他把完成的稿子藏到了自行车大梁的钢管里,但从那开始又担心自行车丢了。
再后来,他认为脑子是最可靠的,于是把所有文章都背下来,但又发现脑子最不可靠,会忘记。
那段日子写的文章最后都没有发表,但冯骥才却因为这段经历不知不觉地走入了文学的殿堂——为人民写作,让自己获得心灵上的快乐,“在那段近十年的日子里,我每天走街串巷,对老城、老街的感情,应该就是从那时建立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