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孙妈妈开办的智障儿全托班，已经成为南开区残联的“阳光工程”之一。由于她的“托儿所”遭遇难题，区残联作出决定，给每个智障孩子每月50元的生活费。虽然每月多了近千元，但对于全托班来说，也只能让孩子们适当改善伙食，难题依旧存在。

　　开办本市首个半家庭式智障儿全托班的孙惠萍阿姨遇到难题了，因为缺少老师和物资，开班18年的她，觉得自己“托”不动这个收留了16个智障儿的“托儿所”了。

　　孙惠萍家的小院里，2根长长的竹竿上，晾着10多件大大小小的衣服，是她刚刚给孩子们洗干净的。这是一户两室一厅的居室，但30多平方米的客厅内，只有一台旧电视和旧空调，剩下的空间，被两张铁质沙发床占据着。而另外两个房间，除了床铺几乎没有像样的家具。仅有的衣柜也都破损不堪，孙妈妈说，这是孩子们“玩”的时候弄坏的。

　　客厅很干净，但又乱糟糟的——地上全都是破旧的积木，因为几个孩子刚刚打翻了玩具箱。他们有的蹲在地上，拿起积木往嘴里塞；有的坐在地上呆呆地傻笑；有的用拖鞋抽打地上的玩具；还有的用脚踩在积木上，愣是做出滑旱冰的动作。对于孙妈妈来说，这样的场面只是“小儿科”。

　　“健健(化名)，带他们离开玩具，小心扎脚。”话音刚落，一个胖乎乎的大男孩，冲孙妈妈眨眨眼，缓缓站起身，把一旁瘦弱的男孩扶到沙发床上。

　　“小雨(化名)，来，咱们把玩具捡起来。还记得我怎么教你的吗？”孙妈妈走到一名男孩身前，蹲下身，冲他微笑着。但眼前的男孩显然没有听懂孙妈妈的话，一言不发蹲在地上继续“啃”玩具。耐心的孙妈妈只好从背后抱起8岁的小雨，双手握住他的两只小手，伸向地面上的玩具。小雨似乎听不懂孙妈妈在说什么，即使手指触摸到玩具，也没有捡起来的意思，依然是呆呆地看着。孙妈妈则一边说，一边手把手地让他抓起玩具，站起身，把玩具放到箱子里，再抓起下一个玩具。

　　孙妈妈家里住着16个智障儿，全都是重度致残儿，像一些穿衣服、系鞋带这样简单的动作，都需要孙妈妈或住在这里的老师手把手帮忙。这些孩子中，年龄最大的已经28岁，是托儿所中的“元老”，跟随孙妈妈生活了17年。

　　开班18年孙妈妈真累了

　　孙妈妈的圆梦智障儿童训练中心开办于1990年。起初，她开班的目的是想通过自己的爱心和训练方式，让智障孩子学会基本的生活能力，甚至能学到一些文化知识。按照这个目标，孙妈妈开始在南开区的一所40多平方米的老楼，训练第一批智障儿。

　　说是训练中心，但这里和“托儿所”没什么两样。因为孩子们大都24小时住在这里，一刻都不离开。在孙妈妈的照顾下，18年来，100多名轻度智障儿从这里毕业，有的考上启智学校，有的甚至找到工作。孙妈妈和“托儿所”的名气越来越大。1997年，孙妈妈作为“下岗女工报告团”的成员参加全国巡回演讲，在北京受到了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自从开办“托儿所”，孙妈妈就没有看过一场电影，没有外出吃过一顿饭，每天24小时照顾孩子们。每年只有正月初一至正月初六这6天休息日。为了照顾孩子，孙妈妈雇来几名好心阿姨，给孩子们做饭、洗衣服，帮他们收拾屋子。一到晚上，孩子们仍然不停地“捣乱”，虽然晚上有专门的夜班老师“值班”，但白天忙活一天的她，还是要经常跟着加班。

　　不久前，由数十名大学生发起的“义工服务队”找到孙妈妈，这些志愿者大学生只能趁六日的时间来这里做做卫生，洗洗衣服。虽然能减轻孙妈妈的劳累，却无法帮她训练智障孩子的生活起居，因为他们都没有接受过类似的特殊教育。

　　如今，55岁的孙妈妈觉得自己“托”不动这个托儿所了。她非常希望有人能来“托”她一把。“不过说实话，我实在给不了好心人多少工资。因为这些孩子的生活条件都很差，有的每月连几百元的‘托儿费’都交不起。现在每月的收入，只能勉强给3个好心阿姨发工资以及维持托儿所吃、喝、穿的开销，连买件旧家具、电器的存款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