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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和经济安全再受撞击,西方金融体系处在风雨之中
在过去的一周里,世人见证了华尔街少见的恐慌。继2007年4月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机构——新世纪金融申请破产保护,次贷危机幽灵显现以来,北岩银行遭挤兑、美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轰然倒下、次级抵押贷款巨头房利美和房地美被政府接管;9月15日,有着158年历史的美国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又宣布申请破产保护,同一天第三大投行美林证券被美国银行收购,一波比一波更猛烈的金融风暴冲击着华尔街。
纽约股市在15日当天遭恐慌性抛售,道琼斯指数重挫逾500点,标准普尔下跌近5%,创“9·11”恐怖袭击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
多米诺骨牌效应还在不断显现。全球最大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AIG)16日被美国政府接管;17日有报道称,华尔街首屈一指的投行摩根斯坦利也在寻找买家。至于美国五大投行硕果仅存的高盛集团,由于市场担心其会成为下一个“雷曼兄弟”,公司股票也在连日下跌。美国最大的储蓄银行华盛顿互惠银行也因陷入危机,开始寻找买家。
大洋彼岸。18日,陷入危机的英国最大抵押贷款银行哈利法克斯银行被英国莱斯银行收购。欧盟、日本等在危机中涉入较深的金融机构也显示“受伤”严重。
源自华尔街的这场金融“飓风”,预示着次贷危机正继续深度发酵,给美国经济带来更大动荡和更为严峻的挑战;同时不可避免地冲击全球金融和经济安全,西方金融体系处在风雨之中。
金融版图将面临重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丁一凡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金融是经济的血液,次贷危机还没完,各种不确定因素凸显,美国经济很难避免衰退,下一步要看美国政府还将采取哪些手段。当然美国还有一些手段可用,最厉害的撒手锏也许还没有拿出来。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刘军红也认为,次贷危机拖了一年多,美国政府一直在疲于应付,虽然这一次美国政府仍试图控制局面,但美国整个金融业结构和版图已经发生巨大改变。美国政府在恢复投资者信心的同时,更应该正视监管滞后的问题和美国金融资本主义本身的危机。
他指出,金融已经全球化,国与国之间经济相互连带,利益攸关,目前美欧日和新兴市场国家应该加强政策协调,联手应对危机,将危机的影响限制在最小程度,而不能只顾自身,更不应幸灾乐祸。“如果说这是一场地震,那么震中虽然在美国,其他国家也在震区。”
刘军红认为,次贷危机将导致金融行业的大调整,并迎来金融机构重组并购潮,金融版图的重塑,也是新兴资本表现力量的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可能形成一个更为各个不同市场接受的新体制。
有西方分析人士也认为,目前的市场情况堪比1929年的大危机,需要对整个西方金融体系进行深刻和痛苦的重建,届时可能出现一种新的世界金融秩序。
在次贷危机再次恶化之际,正身处美国这一“风暴中心”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9月16日在第十九届中美商贸联委会上也表示,当前世界经济环境中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国际金融市场持续动荡,加强中美两国的合作更为重要。
“次贷危机在恶化,其严峻性不言而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中心主任江涌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这样说。他在今年1月份接受本刊采访时曾指出,次贷危机将在2008年七八月间进入新一轮高峰,但由于房地产的周期为七到八年,按此计算,美国的房地产市场这轮周期才经历了五六年,未来两年多的时间还要继续暴露风险。事实证明了这一预测。
江涌认为,目前市场心理十分脆弱,加上金融风险的“传染”效应,国际金融动荡将进一步持久化和常态化。他强调,在这一现实面前,中国的金融开放应该更加审慎,要将更多精力放在“防火墙”的构筑上,把我们的“金融篱笆”整治好。
刘军红直言,目前尚不是中国资本走出去进行并购的最好时机,还需要进一步辨明形势。
美金融监管何去何从
刘军红认为,美国金融监管存在制度滞后的问题。1999年后,美国银行法改革放开混业经营,这增加了银行和证券投资行并发危机的风险。
银行和证券投资行作为市场参与者,制造了大量金融衍生品,这些产品不断裂变,其风险越来越难以评估,政府监管部门因而也无从监管,其权力事实上被虚化。可以说,市场变了,但政府的监管未跟上。
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经济研究专家陈宝森接受本刊采访时指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金融创新加快发展,特别是金融衍生工具方面。衍生工具的目的是避险,分散风险,但其做法是本身不透明,缺乏监管,包括期货市场。以石油价格为例,今年7月国际市场油价每桶涨到接近150美元,完全是投机因素,这个投机就和管理的漏洞有关系,而漏洞又和政府的管理有关系。
陈宝森强调,这就说明一些金融创新如果没有监管,或者监管不力,或政府有意识无意识地帮忙搞一些漏洞,那么就等于玩火,后果不堪设想。给投机者创造了各种牟利机会,而不顾及整个金融的安全,“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陈宝森说,因为中国本身也是一个受害者,所以我们有理由要求美国来纠正这些错误。漏洞不堵上的话,问题还会再度发生,这对整个世界经济不好,对各国的经济安全也有影响。
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接受本刊采访时也认为,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监管跟不上,比如说资产证券化的过程,比如说金融衍生工具产品发展的过程,到底要求什么样的信息披露,到底要求什么样的监管,这方面确实有待改进。
不过,他同时指出,问题是,这些东西如果不发展,监管是很难改进的,也就是说监管如果太超前的话,就会扼杀金融创新;如果滞后的话就会出风险。如何监管得当,既不扼杀金融创新,又不出大的风险,实现这一平衡是很困难的。
陈宝森形容说,美国所谓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来都是像过山车一样,松一阵紧一阵。如1929年大危机以前,那一段是所谓LAZYFAIR(自由放任到了极点),结果出现了严重的大危机,之后罗斯福新政加强了管理,特别是不允许混业经营。但到了上世纪80年代,由于过于严格的管理也有副作用,就开始转向,好多产业包括银行放松了管理,到了80年代末,出现了储贷协会危机,也是房地产问题。但之后的几届政府还是主张自由放任的,所以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所有的金融创新都出来了,监管也放松了,结果就捅出了次贷危机这个大娄子。
他认为,所谓亡羊补牢,美国政府显然会加强监管,但是美国一贯的基本理念和价值观,还是市场不允许政府有过多的干预,只不过是程度上的问题。
沈明高也认为,次贷危机后美国经济是否会趋于保守、政府干预是否会增加值得关注,但还不能下定论。
有分析家则预期,无论是麦凯恩还是奥巴马上台,政府都会加强在市场中扮演的角色。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贝利说:“不少人对自由贸易、全球化及放宽管制产生怀疑,民情正倾向要求政府担当更积极的角色。”
中国无法退出的“游戏”
金融风暴愈演愈烈,对中国影响几何?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主任高海红接受本刊采访时指出,中国在这场危机中必然也是有损失的,而且金融危机这样一个很大很严重的震荡,伴随一种不均等效应,一些损失是无法估算的,像中国外汇储备的损失就是隐性的。她认为,这是一场中国无法退出的“游戏”。
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撰文指出,在本轮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过程中,美国市场犹如海洋,中国犹如漂流在海上的一叶扁舟,自身政策变化无法改变浪潮方向;美国房地产市场调整引发的金融危机,至少将对中国房地产与金融市场产生心理层面的冲击。
江涌认为,短期来看,中国的机构损失值得关注。在这方面监管部门应强化监管力度,强化信息披露。此外,中国也要有效防范热钱的大进大出,减少游资冲击的压力。
亚银高级经济学家庄健说:“由于中国经济相对较稳定,热钱将会涌入中国,但风险在于当(全球)情势稳定下来,所有这些资金将会再度流出。这会为中国的金融体系带来巨大震撼,有可能使中国变成下一个越南。”
江涌还提醒,中国的房地产业发展也要接受美国的教训,房地产泡沫不挤掉,对经济不利,但过快下跌也不利,要做到“有序下跌”,还要考验政府走“平衡木”的能力。
接受本刊采访的多位专家认为,短期来看,我国的机构损失、热钱可能大进大出、美元贬值、市场信心问题和外储稳定问题等都值得关注。但是更为重要和迫切的是,中国的出口形势必将雪上加霜,中国已经到了不得不改变增长模式的地步。
美国经济难逃衰退,日本和欧洲的经济形势也颇不令人乐观,中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将面临更大挑战。丁一凡认为,中国应尽快改变增长模式,“不变不行,事实上中国经济的适应能力比发达国家要高很多倍,目前的问题是政府在推动经济转型中应发挥更大作用”。
他指出,经济增长怎么转,朝什么方向转,政府应该给出更明确的信号,例如是不是可以通过税收和补贴等经济信号,引导市场投资环保和能源等行业。
刘军红认为,除了出口受到影响外,国内产业也可能受损。如果资金外逃,股市继续下滑,同时人民币升值、物价上涨,国家调控宏观经济形势的难度将进一步加大。在目前的情势下,中国政府应维护国内市场的稳定,进一步完善市场,并避免经济的剧烈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