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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排右一为李正名 |
采访当天早上,恰逢李正名和学生们的例会,77岁高龄的老先生仍工作在教育一线,至今还带着7名博士生和16名硕士生。
在他的意识中,30年的教育变革还体现在研究生的招生和录取中,“今天的招生标准几乎完全颠覆了30年前的标准。”八十年代初期,因为人才的断层,导致社会发展急需高学历人才,1982年他招收了自己的第一位研究生,“当年的招生标准就是一张试卷一支笔,考试及格尽数全收。”
而如今,李正名以及大多数博导硕导遵循并倡导中国教育改革强调个性化和综合能力,不再仅看一项考试分数。
就在去年,一位应届毕业生报考他的博士生,基础理论考核名列第一,但在面试时,却发现他连一个最基础的化学实验都无法完成,动手能力很差,“几经权衡,我没有录取他,虽然我也很替他惋惜。”
采访中,不时有身着白大褂的年轻人进来向他请教问题,他们的普通话中夹杂着细微的地方口音,“我的工作人员和学生,农村出来的占有相当比例,他们的父母文化程度大都非常有限。”李正名说,越来越多农村寒门子弟能读到博士学位并栖身科研一线,这在30年前简直就是无法想象,“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教育资源分配得越来越合理,越来越公平。”
更加值得一提的是,李正名的博士生中,综合评价名列前茅的学生中有两个年轻的女孩子,一个来自河南,一个来自宁夏,“这又说明什么?说明男女平等在我国早已开始落到实处,不再是一句空话。”
半个多世纪前的1953年,当李正名获得美国欧斯金大学学士学位的时候,当他拒绝以难民的身份获得继续留美资格的时候,当他来到南大师从杨石先先生的时候,他的目光所及之处都是清一色的男性,“不光是在中国,国际上也是如此,科研一线,总是很少见到穿裙子的人。”
临近耄耋之年,依然保持着如此良好的学术状态,李正名坦言这和教师的职业分不开,“总是和年轻人在一起,他们能带给我很多惊喜。”有数字表明,如今中国的科研人员已经达到4000万左右,超过美国跃居全球第一,他说每一次看到身边的年轻人,看到蓬勃发展的科研事业,自己总有一种想流泪的冲动,“30年前的那次大会的闭幕式上,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象征了一个时代的开始,由此科技界涌动起无穷活力,如今全国科技界到处热气沸腾,最新成果不断喷涌,我觉得科学的夏天到了!”
2008年1月,人民大会堂灯火通明,代表着中国科技界最高荣誉的国家科技奖励大会正在举行。
温家宝总理走上前来,向在第一排就座的李正名教授伸出了右手。
“总理好,我是南开的。”李正名向这位南开校友自报家门。
“祝贺你,并请代问大家好。”总理用力握住他的右手。
30年前的1978年3月18日,同样的地点,同样的大会。47岁的李正名作为南开大学一名普通讲师,因及时跟踪国外新农药进展,成功研制“新杀菌剂叶枯净”,填补国内技术空白,而首次荣获大奖。
30年弹指一挥间。
今年,李正名第四次获得此项大奖,再次走进人民大会堂时,早已身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博士生导师,目前领导着南开大学农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一张老照片的背后
南开大学农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的会议室中,一张拍摄于今年国家科技奖励大会的合影悬挂在最醒目的地方,采访就从这张照片开始。
“你看,我在第一排。”李正名说,与国家领导人合影时,会议特别安排70岁以上的获奖人坐在第一排。“小平同志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著名的论断鼓舞着我们在科学的山峰上不断攀登!”
在李正名的相册中,还珍藏着一张有些泛黄的黑白照片,照片上他和老师杨石先(中国农药化学和元素有机化学奠基人,原南开大学校长)以及另外几位同事一起,专注地注视着镜头,“这就是1978年那次大会后拍摄的。”在他看来,那次大会不仅带来了我们获奖的信息,更带来了春天的信息。
“我其实并没有到会,是杨先生代表我们课题组去参会的。”李正名坦言,在那次大会召开之际,他并没有感到如何与众不同,“文革刚刚结束,学校还是革委会主持工作,杨先生参会是中央点名的,当时校方没有给予他任何职务和身份,我感觉不到这个会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不一样。”
直到广播中传来了邓小平的声音。
“我认认真真地听了小平的报告。”这一次,李正名敏锐地捕捉到了“不同”——“科技现代化”和“科技是生产力”,“那么明确地提了出来,前所未有啊。”
“你不能想象我们内心的激动。”李正名说,十年文革让知识分子的内心积压了太多愤懑与委屈,在那个“知识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的环境中,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被完全打消。
在经过这样一段严冬、一段折磨后,1978年3月8日刚刚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主席的邓小平同志提出来“科技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你想一想,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听到这个话,从一个臭老九的地位而变成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该是多大的鼓励?”
很快,获奖的消息就传到李正名和科研组同事们的耳中——南开大学的十项科研成果在全国科技大会上获奖,但奇怪的是,大家都表现得异常平静,丝毫不见外人想象中的拥抱、流泪、欢呼,顶多就是互相握手道喜之后继续自己的试验。他们觉得,自己已经失去了太多的时间,和荣誉相比,科研人员的责任显得更重。
“就真没想过一块儿出去聚聚餐什么的?”记者问李正名,当年得了那么一个大奖,难道同事之间就真的没有想过一块儿庆祝一下,他说除了科技攻关的进度比较紧张之外,根本也没什么地方可以庆祝,“别说学校里边,就连学校外边这三五里地都算上,连个饭馆都没有。”
自主创新赢得尊重
当年,希望能把失去的时间争取回来的李正名,积极参加了国家的多个农药攻关项目,经常下厂下乡,忙得不亦乐乎,“不抓紧不行的,失去的太多了。”“文革”期间,他曾和很多知识分子一样,被迫中断科研和教学工作,去农村落户。
重新走进科学的春天,李正名有一种别样的紧迫感,但历经十年浩劫,技术、设备、人才全部出现断档,国外的科技发展趋势更是一无所知,“什么都没有,当时连一本正规的期刊文献都没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展科研,难度可想而知,“只能想办法去找国外的资料,先抄下来,然后自己翻译,由于长期外国的技术封锁和我们科技条件所限,我国农药工业和科技开发曾长期走仿制外国产品的道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李正名到一家外国著名制药企业访问,对方负责人无意中说,“我最看不起那种人,自己不会创新,专拿人家的劳动成果来拷贝。”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李正名内心觉得十分难过,“他的话给我的震动很大。”他在心中暗暗告诫自己,总有一天我们要创制出属于中国自己的新农药产品!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李正名的研究组开始对磺酰脲类除草剂进行系统的研究,从分子设计开始,合成了许多新结构化合物,终于从中筛选出两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除草剂——单嘧磺隆和单嘧磺酯。
他们通过基础理论的研究,修正和发展了国际上公认的磺酰脲构效关系的理论——这对中国农药科学界具有特殊的意义,我国的除草剂从此不再是单纯仿制,而进入理论指导下的创制阶段。
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份荣耀背后的艰辛,“那么多年的研究,无数次的失败,真要耐得住寂寞才能坚持下来。”同时投资方也出现问题,一家原本投资参加此项新除草剂创制开发的企业,在田间试验出现一些问题时决定撤资,找他追债,使研发工作几近绝境。在最困难的时候,李正名的科研组里只剩下两位成员。
“当时我们组的科研经费负债累累,好像真的走投无路了。”即便如此,李正名最终还是坚持下来了。
2007年,单嘧磺隆成为建国以来第一个获得国家新农药正式登记证的除草剂品种,它从实验室走到田间地头,实现产业化并开始进入市场,“我们自己应该有信心,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不能老跟在别人后面,中国的国际地位、学术水平才会受到世界应有的尊重。”
院士的“关键词”
“从1978年到今天,30年的时间中,我拥抱了一个又一个科学的春天,而且我感觉到,春意是如此的盎然。”李正名戏言自己是一个“特别不会讲故事的人”,但说起科技的变革,却妙语连珠。
采访中,李正名反复提到这样几个“关键词”:“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革命加科学,苦干加巧干”、“自主创新”。
仔细分析这些“关键词”,会发现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前三句集中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的改革开放起始阶段,最后这句“自主创新”,则是在2005年中央和政府的大政方针中频频出现的一个高频专用词。
从1978年开始,科学的春天来到了。
“国家科技投入越来越多,科技体制改革越来越开放,我们也越来越有信心做出更大的贡献。”李正名认为,从当年的仿制到如今的创制,我国农药研究的发展历程就是国家科技进步的一个缩影。
“为什么说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就是因为科研环境和科研人员的清贫啊!那么多年来,中国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农药产品,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没有投入。”李正名介绍,国外一种新农药的创制研发到产业化市场化大约需要十年时间和两亿美金,而在我国直到改革开放的初期,对农药产品的创制投入都几乎为零。
“我们既要搞研究,还要四处‘化缘’。”李正名很无奈地说,当年科研组成员有一项重要的“副业”——找研发经费“吃百家饭”,工作之余,要四处拜访相关企业,用知识分子特有的拘谨去和企业家们周旋,从研究的重要性一直说到产品未来的前景,还要承受外界异样的眼光,“真是跑断腿,磨破嘴。”但遗憾的是,因为创制研究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研发工作的高风险性和未来市场的把握性,往往会使一些企业望而却步。
“那个时代早已过去了,现在只要有好的创新项目,或者项目有好的进展,提出申请,经过专家评审后,就可以拿到相应的资金。”30年来,越来越多的部门、基金组织将目光锁定有很好发展前景的科研项目上,通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973”计划、“863”计划等,科研人员正得到越来越多的稳定支持,李正名也已在连续5个“五年计划”中承担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并得到教育部、科技部、原化工部和天津市科委的鼓励和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