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政府新闻发言人称，从3日开始的出租车罢运事件主要原因，是出租汽车公司擅自提高管理费，加重司机负担所致。市政府已责成出租车公司下调管理费，并号召司机恢复运营。截至4日下午，已有半数车辆营运，事件出现转机。(11月4日中新社)

　　出租车罢运事情发生后，重庆市委、市政府高度关注，进行认真的调研后正式表态：出租汽车公司未经批准擅自提高管理费，是违规操作和问题的起因。以罢运抗争乱收费，手段或许偏激，然而为司机设身置地想一想，“份子钱”每天增加50-70元，全年收入就要减少2万元以上，确是难以承受之重。重庆市政府雷厉风行地纠正了出租汽车公司擅自提高行业收费的行为，维护了司机合法权益，理所当然受到了司机的拥护。

　　罢运事件渐次平息，然而作为殷鉴，却须牢牢记取。罢运事件与其它一些群体性事件一样，其发生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看似偶然，实属必然”。群体性事件每一个都有来龙去脉的轨迹可循，这些轨迹几乎如出一辙，都是群众的利益诉求得不到有效解决，合法权受到侵害，心中有怨气，于是从量变到质变，最终就酿成影响当地社会稳定的大事。如果说“实属必然”的判断，是诸多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的一个警示，那么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作为又一个印证，是否能强化我们对化解“必然”的紧迫感？

　　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进入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时期，这个国家则进入了矛盾凸显期，中国目前已进入这样一个时期。但需要警惕的是，决不能将此理解为矛盾再多再大再激烈也是天经地义的。更须厘清的问题是：有些矛盾与矛盾凸显期无关。比如因利益受到侵害而引发的群众的不满甚至对抗，与矛盾凸显期显然没有因果关系。把人为制造的矛盾与矛盾凸显期划上等号，必然会出问题。

　　以往每说到要有危机感，有人总是不以为然。其实，之所以有危机感一说，恰是因为危机还没有真正降临，因此才能让人去“感”；如果真的危机临头，那就不叫危机而叫灾难了。对群体性事件敲响的警钟，是否也该作如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