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天津日报》老报纸，1981年11月5日一版的一篇题为《联产到劳调动全家人积极性，来希武包产成了“万斤粮户”》的消息，深深吸引了记者的目光，并把记者带回三十年前那个农村改革初期思想解放年代。

　　1981年秋。“来希武打了一万多斤粮食！”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在当时的武清县下伍旗公社马坊大队被广泛传为佳话。在来希武家的院子里，两个大棒子架占了半个院子，旁边是红豆、谷子和高粱。

　　当年来希武62岁，是个种田老把式，一家六口人，有四个儿子，分别是40岁的老大、28岁的老二、25岁的老三和21岁的老四。年初队里实行联产到劳的生产责任制，他家包种了17亩粮食地。其中有14亩7分麦地，是去年播种的，苗弱，又不齐，加上干旱，长势不好。来希武承包后，全家用脸盆端、水桶挑，使弱苗变成壮苗。麦收时，产麦2400多斤，超产500多斤。

　　到了夏播夏管的时候，来希武一家的劲头更足了，又是换优种，又是担水种足，经过勤锄细耪，施了１４车猪粪，又买了２００斤尿素，使玉米、谷子、红豆、高粱都获得了好收成。秋收时，来希武为自家算了笔账，１３亩２分玉米收了６６００斤，１亩８分谷子收５００多斤，２亩边角地的高粱收１０００多斤，套种在其它庄稼地里的各种豆子收了１０００多斤，再加上夏季收获的小麦，全年收获粮食１０７００多斤，平均每亩增产３００多斤。按定产交队后，获得超产粮２５００多斤。这在全大队是最多的。

　　来希武一家包产成为“万斤粮户”的消息被登上天津日报头版，成为远近闻名的种粮致富农户。就连他家远在南方的亲戚看到报上登载的消息后，也来信表示祝贺。这件事不仅让联产责任制更加深入人心，还迅速改变了来希武一家命运。不再整天为吃不饱犯愁，来希武家养上20多头猪，还酝酿要盖新房。翌年，来希武家4个光棍儿子中有三个找到媳妇订了婚。

　　27年后的初冬，正值纪念天津农村改革三十年的日子，记者来到武清区下伍旗镇马坊村，村里街道干净整齐，早已不见当年的旧模样。谈起当年来希武一家包产成为“万斤粮户”的事，村里69岁的老会计来希潜记忆深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天津农村跟国内其他地区农村一样，人民公社长期以来实行的“三级核算、队为基础”的体制，助长了吃大锅饭的陋习，抑制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再加上农业基础设施缺乏、陈旧，导致农业产量低，经济发展徘徊不前，有些地方乡村经济已近崩溃地步。

　　回忆起当年穷困景象，来希潜记忆犹新。当时，马坊大队的生产和社员分配水平在下伍旗公社倒数第一。全大队1300多口人，每人平均占有耕地近两亩，却年年吃返销粮。1980年夏季，全大队就吃返销粮两万斤。多年来累计欠国家贷款14万元。虽然社员的劳动日值才两三角钱，但是，已十六年没有兑现了。这种状况使社员丧失了依靠集体的信心。

　　1980年第二生产小队因社员长期吃“大锅饭”，干活没劲头，生产量低，无奈之下就把九亩谷子地包给一个叫于福生的社员“试试看”。没想到，于福生包的九亩谷子收了两千多斤，比定产翻了一番。干部也说话算数，分给于福生超产谷子一千多斤。马坊大队以此事为突破口，在经过广大干部社员反复热烈的讨论后，决定全大队实行联产到劳、以户作业的生产责任制。这种联产责任制，就是联系产量，计算报酬。他们把全大队的耕地按每个整劳力4.5亩、每个辅半劳力2.25亩的标准划分到各户(个别的可以多包，也可少包)，一定三年。

　　来希武一家就是在这一年分到了土地，第二年就成为“万斤粮户”。而就从这一年起，马坊大队家家有了余粮，吃粮靠返销的日子彻底结束了。

　　来希武一家包产成为“万斤粮户”的消息登上天津日报头版后，在全市农村起到示范带头效应，马坊大队的这一做法得到周围不少村队和社员的认可和追捧，他们仿照马坊大队的样子，搞起各种各样的联产到劳责任制来。联产承包责任制像一股清泉，一阵春风，在津沽大地上流淌、荡漾，不可阻挡地遍地发展开来。

　　制度的变化带给农民的是沉甸甸的实惠，也开启了天津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纪元。

　　在马坊村，记者见到了来希武的四儿子来友。初冬的阳光把来友家小院照得亮堂堂的，地上摊晒着做饲料用的豆腐渣，一辆不算新的红色小轿车停在院内罩棚下。走进正房客厅，和城里居民家庭一样，装饰新颖的屋内摆放着沙发、彩色电视机、电脑等家用电器。

　　来友讲起农村改革开放给自家生活带来的变化就滔滔不绝。从他的介绍中记者得知，自1984年之后，随着马坊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不断完善和发展，马坊村逐渐摆脱了“以粮为纲”的束缚，从提高种植业效益入手，因地制宜，调整种植业内部结构，有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到1998年，村里引导人们种植经济作物，发展“高产、高效、优质”的现代农业，发展蔬菜大棚，并把土地承包期延长到了30年，解决了农民的后顾之忧。因为马坊村土地有限，劳动生产率提高了，有了空闲的人们开动脑筋，想办法在种田之外再增加收入。年轻有为的来友和村里许多人一样大胆折腾起来，种过蔬菜、倒过西瓜、贩过水产、搞过电镀，虽有赔也有赚，收入比过去还是提高一大截。最近几年又开始养上肉牛了，为此他在自家3亩口粮田基础上又租用别人9亩地种青饲，现存栏30头肉牛，每年仅此一项他一个人就挣5万多元。来友家用种粮养牛挣来的钱买了一辆斯柯达牌小轿车、一辆农用三轮车、两辆轻骑摩托车。儿子娶上媳妇，女儿也出嫁了。现在来家哥四个都已分家单过，在村里虽算不上是最富裕的，也算是小康吧，日子越过越好。遗憾的是老爷子来希武前年过世了，不过也活了87岁，赶上新生活，也值了。

　　现年48岁的来友那略显沧桑的脸上始终挂满笑容，言谈话语间流露出充实乐观的生活态度。

　　“近几年，粮食多的吃不完，种粮早已不是农民最主要收入来源。”现任村党支部书记程国华向记者介绍说，“现在农户种菜、养牛、做豆腐丝儿等都有，什么挣钱干什么，全村有三分之一的农户从事家庭豆腐丝儿或工艺品加工生产，村人均年收入向上报的是6000多元，其实远远高于这个数，户均存款都在五、六万元。目前，家家户户住进新瓦房，各种家电也是应有尽有。”

　　马坊村变化是天津农村改革三十年的一个缩影。

　　来希武家的变化也只是津沽农民三十年变迁的一个代表。

　　市委农工委副书记郑云生总结说，“1978年以前，天津的农村经济基本上属于自然经济，发展十分缓慢。经过30年改革开放，天津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来自市农委的统计数据表明：

　　农村经济全面繁荣，经济迅猛增长。1978年的时候，天津全市农村生产总值仅有5.03亿元，2007年天津农村生产总值达到1486亿元，增长294倍。

　　农业生产方式发生重大转变，生产能力显著提高。2007年全市农业总产值达到240.7亿元，比30年前增长35倍。

　　农村经济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非农产业成为农村经济的支柱。2007年非农产业增加值达到1382.7亿元，占农村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93.1%，比30年前提升35.7个百分点。

　　农村环境面貌显著改善，城市化水平迅速提升。经过30年建设，近80%的乡镇有二级以上公路通过，几乎所有乡镇距离一级以上公路或高速公路入口都在50公里以内。

　　农民收入大幅提高，实现了由温饱向小康的跨越。2007年农民人均收入达到8752元，比30年前增长56倍。农民收入结构发生深刻变化，非农业收入取代农业收入成为收入的主要来源，货币收入取代实物收入成为收入的主要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