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以为自己就要这样地死去了，一个人孤独地躺在那张床上，没有任何亲人好友在自己身边，因为他不敢向任何人说：“我是艾滋病患者。”

　　这就是张军(化名)，查出患有艾滋病时，他34岁。

　　三年过去了，他的HIV依然还是阳性，但他已成了民间艾滋病预防组织的重要成员，他还有了一个身体健康的恋人。“我现在敢说我就是艾滋病患者，我不但能乐观地活着，我还能做很多有益的事情，谁都无法拒绝死亡，但每个人都应该活得更有价值。”

　　回家

　　11月21日，结束了一天工作，张军匆匆离开公司，踏上北京至天津的城际快车。

　　虽然在北京工作，但天津才是他的“家”，因为这里有他的恋人，还有他服务的民间预防艾滋病志愿者组织“深蓝工作组”，当然还有几名艾滋病毒携带者，他正在帮助这几个病友正视艾滋病，消除心理恐惧。

　　列车开动了，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环视一下周围的人们，张军的心态显得很平静，他已经能把自己看作是旅途中的普通一员。但三年前，当他刚刚得知自己是一名艾滋病感染者时，他是绝不敢泰然自若地坐在这里的，那时他害怕陌生人看他，他想到的只有死亡。

　　2005年5月的一天，张军病了，身体乏力，皮肤上还起了很多红疹子，在几家医院治疗都不见好转，最后医生建议他去验一下HIV，就是检验是不是艾滋病毒携带者。“当时觉得很可笑，医生怎么会让我去检查这个，所以并没有在意。”然而几天后的检查结果让张军惊呆了，化验单上显示他确确实实感染上了艾滋病，而他的症状说明他已经到了艾滋病的发病期。

　　一般艾滋病分早期发现和晚期发现，早期发现就是在没有发病的情况下，通过验血可以早期发现治疗，而晚期发现则是在发病后就医时发现感染，一般比较严重，而张军就是属于后者。

　　检验结果显示，他的免疫细胞只有28，而正常人是400以上。

　　“当时感觉自己已到了人生末日。”张军是个东北小伙，高高的个子，长得也很英俊，自己在北京打拼了很多年，在一家服装公司做业务主管。

　　突如其来的打击，让他头脑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因为他不能也不敢向身边的任何人说起自己的病情。

　　张军第一次感到孤独，好像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不再被任何人接受。

　　用三天时间，他把所有的工作都交接了，然后辞职。他写好了给老家父母的遗书，然后把自己关在住处的房间里，很少出屋，有时候一天都躺在床上看电视，但电视里面演的是什么，他却并不知道。

　　张军说，那时，他的心态就是“了却一切后事然后等死。”

　　“如何感染上了艾滋病？”张军在痛苦地回忆，他没有输过血，但他是个男同性恋，虽然同性恋不等于艾滋病，可他却和同性发生过不安全的性行为。答案很明显，是通过性传播。

　　“当时后悔死了，但一切都晚了，因为我当时任何艾滋病的预防知识都不知道。”

　　一见钟情

　　“天津站到了。”列车广播打断了张军的回忆，他随着人流走出了车厢。

　　冬天的夜晚很冷，张军裹紧外套，一路小跑奔向公交车站，因为他还要坐40分钟的车才能回到家，而他的男性伴侣，一个身体健康的同性恋者嘎嘎正在那里等他。

　　12月1日是国际艾滋病日，今天晚上他们还有很多活动方案要研究。

　　想起嘎嘎，张军的心里泛起一丝暖意。可能很少有人理解两个男人之间的这份感情，更不可理解一个艾滋病人和一个健康人之间的同性恋情，不过张军说，他很感谢嘎嘎，这个人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从2005年发现自己患病，张军经历了大约半年多封闭生活，除了到医院看病买药，他就呆在家里。一次，张军愁眉苦脸地到北京某医院买药，几个艾滋病预防的草根组织志愿者看出他是个感染者，便主动跟他搭话。

　　开始，张军不愿在公众场合承认自己是艾滋病患者，但几个志愿者告诉他，艾滋病患者其实可以免费领取国家提供的治疗药物，并且还有艾滋病感染者的民间关爱组织，可以帮助他治疗和生活。

　　这让张军喜出望外，那种想回到公众社会，想有个朋友，能说说话的愿望在他心里太迫切了。

　　就这样，张军参加了专门为HIV感染者开办的“摆脱艾滋病造成心理恐惧”的培训，凭着自己的暂住证，他也可以在北京免费领取治疗药物了，他开始变得越来越开朗，而且喜欢上了参加这样的公益活动。

　　“一方面我觉得自己能学到很多东西，树立生活信心积极治疗，另一方面能为其他病人做些公益事情，感觉很幸福，这让我感到活着的价值。”

　　2007年9月，在由京津两地志愿者和艾滋病感染者参加的公益活动中，张军认识了天津“深蓝工作组”的创建人嘎嘎。这是一个为同性恋等易感人群做艾滋病、性病预防的民间草根组织，而嘎嘎也是一名男同性恋。

　　“我们是一见钟情。”嘎嘎常在其他朋友面前这样说，但张军却不好意思，不过他们俩的确感情很好，让张军感动的是，自己是个艾滋病感染者，很多人连手都不敢和他握，但嘎嘎愿意接近他，还教会他很多和非艾滋病人接触生活的知识，使他有了一个良好的心态，不但能正常生活，而且学会保护自己和保护他人。

　　嘎嘎的选择

　　家的门为他打开了，迎接张军的是嘎嘎的笑脸。

　　“你可回来了，我都要忙死了。”嘎嘎一边说着，一边拉着张军进了书房。

　　桌子上的笔记本电脑打开着，各种资料堆放了一桌子，这些都是近期他们要组织或参与的防治艾滋病的各类公益活动。活动有本市的，也有在外地的，甚至有的远在香港。一直到12月中旬，两人的活动安排已经排得满满的。

　　为了准备转天的艾滋病患者“脱恐”活动，张军和嘎嘎顾不上做饭，两人在一个锅里煮方便面，然后围坐在桌边一起吃了起来。“和艾滋病人一起吃饭生活是不会被传染的。”在很多场合，嘎嘎常用自己和张军的“亲密”举动，例如共同吃饭、同吸一支烟等来向其他人证明，艾滋病患者并不可怕，同时他希望艾滋病人能树立信心。

　　然而，真的能做到今天这样和一名艾滋病人和谐相处，和张军同龄的嘎嘎却走过了很多不为人知的困境。

　　嘎嘎从小被家里当作女孩来养，给他穿裙子，邻居叫他小姑娘。那时他不懂事，现在想来，他觉得那段生活可能对他后来的性取向产生了影响。小时候他就有感觉，自己喜欢和男孩接触。

　　10多年前，嘎嘎就和他的两个哥哥一起做生意，应该说经济条件还算宽裕。他也曾交过女朋友，但最终都分手了，当时他也很迷惘。

　　直到1998年，他看了一本由性学家李银河写的《同性恋亚文化》的书，他才第一次知道原来自己是个“同志”。在一个交友信息台，嘎嘎结识了他的第一个男性恋人。这个事情却被他二哥无意中知道了。家人认为他病了，一方面要给他治疗，一方面逼他赶紧结婚，不允许他和那些同性恋者来往。

　　为此，嘎嘎自己搬出来居住。如今，父母都已经过世了，嘎嘎一直觉得对不起两位老人，但他也无法改变自己。

　　在接触了越来越多的同性恋后，嘎嘎发现很多问题，于是他和几个“同志”志愿者创办了“深蓝工作组”，开始主要在同性恋人群中做艾滋病性病预防宣传。

　　酒吧里当起防艾志愿者

　　22日上午，张军和嘎嘎早早来到“深蓝工作组”的办公地点，因为上午他们安排了三名艾滋病患者、多名志愿者以及报社记者一起座谈。

　　“为了保护每个艾滋病人隐私，我们在活动时从不透露谁是患者，大家都是志愿者。”虽然这样，让嘎嘎很尴尬的是，听说记者要来，艾滋病患者都被吓跑了，上午没有一个人露面。中午活动结束，志愿者们都走了，张军和嘎嘎准备回家吃饭时，三名艾滋病患者又突然出现在他们俩的面前，原来他们想偷偷回来看看情况。

　　没有责备，没有歧视，张军说，因为他太能体会这些人的心理，他们害怕被认出来，以后在社会上没法生存，但越是这样的心理，就越容易让他们与世隔绝，而消除这些人的恐惧心理，让他们重新融入生活，正是张军负责的救助工作。

　　“深蓝工作组”的志愿者们已经成了市内各大浴池、酒吧的“常客”。一位志愿者说：“我们现在已和易感人群打成一片，经常光顾同一家浴池或者酒吧的客人一见了我们就主动排队来领安全套。”

　　这时，一个志愿者悄悄走到张军和嘎嘎身边低声说，一个叫做某某的新感染者要见他们。

　　再回到小屋，嘎嘎的喜悦已一扫而光。他对张军说：“在浴池免费发放安全套时，曾见过这个人，当时他连看都没看，就直接把它扔进了垃圾箱。”

　　这样的情况嘎嘎以前碰到过很多，他说，那些对于艾滋病防治宣传不屑一顾，甚至嗤之以鼻的人往往是最危险的易感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