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印象

　　30年前，他是一名铆焊工，抡大锤，敲砸一颗颗烧红的铆钉，挥汗如雨。30年后，也就是现在，他是一位老总，率领着科研团队研发高科技电子产品，生产的安防设备遍布全国，就连美国某军工企业也把两百万元研发费拍给他，请他帮助研制一种夜视跟踪定位产品用于无人机、直升机上的侦察设备。

　　此人叫叶晨，天津市亚安科技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50岁，乍看还像是一个小伙儿，一个精神、时尚、好玩越野车那样的小伙子。

　　采访叶晨，被他带着参观他的实验室。那是大年三十的头一天，再过几个小时就要放长假、过大年了，社会上好多单位早已人心惶惶放了羊，记者发现这里的人们还在坚持工作，实验的设备还在运转。

　　某一实验室里，一座封闭的实验仓里正在测试一台高速智能球形摄像机的云台应付高寒环境的性能。球形摄像机右、左分装一支光学和红外的摄像机，正按程序不停地高速运转。叶晨介绍说：“这就是我们为美国某军工企业研发的高精度图像跟踪定位云台，它将被用于夜视跟踪定位及无人机、直升机、军舰和战车等许多武器装备的旋转摄像机上。那些装备都是高速运动的物体，均有剧烈的颤动。众所周知，一般的摄像机在颤动的状况下会因对焦不稳而图像模糊。但装了我们的这种云台，就能保证摄像机在高速的运动中仍能拍到清晰的图像，对焦点指哪打哪，迅捷而准确。”

　　美国乃科技强国，特别是在军工的制造上。如今美国仍在严格控制着对华的军售，以及尖端技术的出口，甚至胁迫欧洲、日本、以色列、南非和澳大利亚一起这样做，不想他们自己却跑到中国来，请求中国的一家民营企业帮助提高他们的武器装备来降低成本。记者感慨：中国真的是站起来了，叶晨生产的那东西十几年前国内还一点都没有，全靠进口，如今不仅能大批地生产、出口，还能打进美国的军工市场。记者想，那些美国人大概想不到他们所求的这家民营企业，发展的历史仅有15年；大概更不会想到创办这家企业、带头研发出这种精密仪器的人，曾经是一名普通的铆焊工。

　　采访叶晨，就从“一个铆焊工如何蜕变成高科企业老总”的话题上开始。

　　从铆焊工到研究生

　　记者：刚才您说您曾是一个铆焊工，铆焊工怎能干起高科技？

　　叶晨：说来你可能不信，我干的是高科技，但我却没有读过高中，更没有上过大学。我的成长，走的是一条弯曲的路，很艰辛，但很有意义。

　　1976年夏我初中毕业。那时“上山下乡”运动尚未结束，“条文”规定多子女家庭中老大可上高中，也可分配工作。我是家里的老大，父母就让我进了工厂。我被分配到一家化工修配厂，工种铆焊，说白了就是一铁匠，每天抡大锤，把烧红的铆钉砸在机件上。那是力气活儿，很苦很累。但我庆幸自己能有那样一段人生经历，师傅经常告诉我“出力才能长力”，那年我17岁。

　　不过，没上高中是我一大遗憾，本来我就特别喜欢读书，过早地离开学校，心有不甘。一年后，我考上了天津仪表无线电学校。毕业后进无线电十二厂做技术员。但我还是不甘心，读书的瘾头还没够，于是继续读书。

　　上夜校，自学高中课程，参加高考，但却没考上。当时不少人以为叶晨这回该死心了，不想高考的失败反倒激起我更大的野心——你大学不要我？我还不上了！我迈过你去，直接报考研究生。人家可能就想，你叶晨连考大学的水平都不够，还想去考研究生？搞笑！但我还就是把它给考下来了，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那是1985年，有意录取我的是两所大学，吉林工业大学和武汉工学院，后者是计算机控制和理论专业打算要我，我喜欢研究电子技术，所以选择了后者。武汉工学院70多岁的老教授何文蛟，特意把我叫到武汉去面试，他要看看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青工怎么就能考上研究生？面试后，我被破格录取了。

　　从国企工程师到3人公司老板

　　记者：研究生毕业后您干了些什么？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研究生是非常稀罕的人才，社会上供不应求，而且您还是一个读书的“虫子”，怎就舍得下海呢？

　　叶晨：1988年研究生毕业后，同学们有的去深圳，有的去北京，我回了天津。天津当时正在筹建“大无缝”，是国家的重点项目，我被分配到筹备处当工程师，负责技术工作，带着一帮大学生。当时那么大的一个企业，只有包括我在内的两名研究生，按说已是很不错了，干好了肯定有前途，如另一位研究生后来就成了那儿的主要负责人。不想去了一趟深圳，就再次改变了我的人生。

　　我妻子是广东人，婚后她工作在广州。1989年12月我去广州探亲。探亲假一个月，白天她上班，我没事干，就去深圳看我的同学，一看，思想发生了变化。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当时北方这边死气沉沉，好多人还在争论什么姓“资”姓“社”的问题，人家深圳那儿已经平地建起一座开放的新城，遍地都是合资企业，思想观念非常超前。到那之后，和人家一聊，我眼界大开，感觉到那里是一片广阔的天地，广阔到让我看不到它的尽头。相比之下，我的单位天地太小，因此心旌摇曳，有了思变的念头。

　　思想反复犹豫时，我在深圳找了一份打工的差事。拿着我计算机控制专业的硕士证书，毫不费力地当了一家港资企业的工程师。当时没打算在那儿多干，是那儿的高薪吸引了我，月薪300多元，是我在国有企业的五倍啊，我计划着只干一个月，干到春节，挣出探亲的花销来就走，天津毕竟是我的根据地，一想离开她，马上又有好多难以割舍的东西。不想干满一个月后，老板很坏，他怕雇员们跳槽，宣布工资春节后才能发放。我只好等下去，不想这一等，就在春节的那几天里，冷静的思考、加之所见所闻，以及我对中国改革开放时局的分析，促使我下定了不回天津，而是在市场大潮中发展自我的决定。

　　记者：讲讲您下海创业的经历，其间您抓住了哪些机遇？

　　叶晨：春节后，我成了天津“大无缝”第一个下海的职工。在研究生毕业的工程技术人员里，恐怕在天津市都是较早下海的一个。当时不少人说我是“傻帽儿”，那么好的一个岗位，更有出国的机会，丢掉不要了？我承认那岗位不错，问题是我发现了一个更适合我的机会——我的理念是：要学会抓住机会，一旦发现了好机会，一定要把它抓住，抓住的同时也要学会放弃，切勿瞻前顾后——所以我放弃了已所拥有的“铁饭碗”。我选择另一家公司，做营销方面的工程师，意在学习什么是经营、什么是市场、什么是管理？那是一家民营企业，经营的是我现在生产的安防设备，探头、报警器等，用于企业保安和家庭防盗。

　　再过一年后,也就是1992年,我和那位同学分手,自己彻底独立出来单干.

　　一年后，公司的管理发展限制了我的思路和发展，不能为我再提供一个发展平台。偶然机会，我和一位同学合伙在深圳承包一家大公司的经营部，做起商贸的生意，同学开办鞋厂，我还是销售安防设备。这期间我干得非常辛苦，联系客户，都是自己去跑，我能马不停蹄地连续出差跑上一个多月，其间别说休息日，就连睡觉的时间都尽量安排在火车上，为的是节省时间。

　　1993年，我把握了另一个机会，即天津的安防市场几乎是一空白，一是天津经销安防设备的企业极少；二是天津那时别说一般企业，就连银行都没几家装备电子监控设备的，潜在的需求量很大。于是我重返家乡，在新技术产业园区建立了天津亚安科技电子有限公司。

　　当时公司很小，仅3个人，租了4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注册资金50万元。但就那点钱也都是借的，连我父亲养老的钱都被我给借来了。

　　转机出现在1997年。那时安防监视产品几乎全部进口，仅有国内少数企业开始生产，但供货的国内企业与我们处理不好关系，包括其质量、服务、市场等，迫不得已只好自己搞了。于是就把一些设备拆开来细看，电子技术我不陌生，本来我就是研究这个的，一看其结构、原理远非原先想象得那么复杂，自己能生产，于是就下了向开发、生产转型的决心。我网罗了几位技术人员，没有资金，只好从亲朋处借，夜以继日地开发、研究、试验，很快拿出了产品参加展会，全国范围内跑客户测试，凭着我们的产品价格是同类进口产品的一半，甚至是三分之一，但质量并不差，至少服务又好，结果很快就打开了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