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繁峙县副检察长穆新成被纪检部门“双规”后，记者从可靠渠道获知，其资产肯定超过1亿元。与5辆价值百万元以上汽车一起被查扣的，还有穆新成曾经救助过的贫困者赠送的多面锦旗。这就是真实的穆新成——通过“江湖规则”，从政商两界获得巨额灰色收入；而后扶危济困，修庙种树，乐此不疲。(据7月6日《中国青年报》报道)

　　穆新成只是一个县的副检察长，家产却过亿元，其腐败事实原本是不容置疑的。问题是，穆新成又据说比较信佛，对穷困之人不乏乐善好施之举。受贿而后济困，劫富而后济贫，为此有人不但对其受贿之举表示出极大的宽容，甚至不惜奉上“好官”的花翎，确实值得一番深思。

　　事实上早在四年前，这样的争论就已发生过。原湖南临湘市副市长余斌收受他人贿赂22.5万元，但其中15.47万元被用于扶贫帮困、社会赞助和公务活动，最终因此被判缓刑。余斌与穆新成相比，自然是小巫见大巫，但都演绎了“受贿济困”的黑色幽默。这样的逻辑真说得通吗？首先，受贿与济困是完全的两码事，济困的美德完全不必建立在受贿的肮脏之上，公众也不需要官员通过腐败受贿的方式来展现个人的私德。身为政府公职人员，与济困私德相比，履职公德才是最重要的。更何况，所谓“受贿济困”，究竟是为了民众利益在赴汤蹈火呢，还是备下了“后路”所以良心康安有恃无恐？

　　向穆新成行贿的“朋友”绝对不是慈善投资家，他们必然要从穆新成那里获得利益。正是因为穆新成帮助他们摆平了很多摆不上桌面的肮脏事情，他们才会“心甘情愿”地向穆新成进贡。归根到底，穆新成的巨额家产不是来自所谓的“朋友”，而是来自对法律正义和公共利益的主动出卖。

　　“一我不花公家的一分钱；二我不花案子上的一分钱，我的钱都是朋友给的。”这是穆新成的“原则”；而这样的“原则”再结合济贫助困的事例，就成了他自己和有些人所谓“好官”的标准。(舒圣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