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3日，一个雨后初晴的日子。

　　一大早，我们驱车前往地处重庆市郊的巴南区南泉，去寻觅60年前那场打开重庆南大门激战的战场。

　　与记者同行的，还有76岁的蒋志鹏和74岁的王家云两位老人，他们解放初期都在南泉镇工作，收集了大量与南泉战斗相关的文史资料。

　　半个世纪后历史的迷雾散开

　　我们到达的第一站，就是位于镇西约500米处的桂花湾南泉“革命烈士公墓”及纪念陵园。据王家云老人介绍，该纪念碑建于1983年，当时南泉镇隶属九龙坡区，1995年重庆行政区划调整，将南泉镇又划归了巴南区。

　　从纪念碑的碑文上看，该内容是经过巴南区人民政府“完善”的。据巴南区委党史研究室宋宪忠主任介绍，参加南泉战斗的解放军第二野战军35师先头部队103团(1、2营)的指战员在1949年11月28日晚奉命撤出战斗后，即飞兵西进，于29日凌晨由长江上游的江口镇渡江，汇入12军大部队，经冬笋坝到璧山，再到合川，不久奉命转经永川向成都挺进。由于当时战事紧急，没有与地方政府进行交接，甚至没有留下牺牲烈士的名单。在参加完解放大西南的战斗之后，参战部队又于不久开赴朝鲜战场，许多当时的参战人员在朝鲜战场上牺牲了，故此导致了南泉战斗史料的缺失。

　　2000年11月，由时任巴南区委党史研究室、《红岩春秋》杂志社及原12军35师103团的老战士组成的调研小组专程赴徐州原12集团军军部访问还健在的参战人员，查阅军史陈列馆里保存的原始档案资料，并同时前往南京、上海、杭州、安徽等地寻访了10多位庆解放战斗的亲历者，获得了大量权威而详实的第一手资料。

　　此次寻访，不但廓清了过去50多年笼罩在南泉战斗史料中的重重迷雾，还发掘出许多珍贵的原始资料。

　　战斗在虎啸口打响

　　告别烈士陵园，我们就来到了当年战斗打响的地方，位于南泉公园西面约1公里处的虎啸口。

　　60年前的1949年11月25日，刚刚参加完解放南川战役的12军35师103团，又接到了新的战斗任务——从南川神童坝抄小路，经巴县(今巴南区)的界石、南温泉，直插长江边，强占渡口，为后继部队过江扫除障碍。在副政委苗新华、副团长吴颜生带领下，103团1、2营于26日下午三时左右，抵达南泉以西山谷东端的虎啸口。

　　这里是直达重庆的必经之路，也是国民党“江南防线”的战略要地。国民党妄图死守重庆，在南温泉一带山地布置了重兵防守。在南温泉北一线，部署了彭斌的内二警总队、罗启彤的361师和杨森20军的一个师；在南泉西南至綦江一线，部署有罗广文部44军，国民党15兵团司令部亦设在南泉。

　　虎啸口山谷与我军前进线路呈V字形，在与敌交火前，敌我双方均未察觉。约下午三点，当行进中的我军看到公路两边已有房屋时，便加快速度跑步前进。一拐过弯，2连连长徐根及紧随其后的二十几位战士就闯入了敌阵。敌我双方均出乎意料。“扔手榴弹！”话音刚落，一枚手榴弹已飞进敌群。紧随这一声爆响，爆炸声、枪声在山谷里响成一片。至此，南泉战斗开始打响。

　　敌军总兵力不下于一个师，而我方总兵力仅仅两个建制营，共六七百人，行军中掉队的又还未赶上。初到谷地时，我方无论兵力还是军事位置，均处于劣势。

　　然而，我军具有英勇顽强战斗精神和无往不胜的英雄气势。首先飞奔冲进谷地的二十多位干部战士先扔出几十枚手榴弹，随即端起冲锋枪一阵猛扫，敌人炸锅般四散溃逃，我军乘势占领虎啸口南侧无名小高地。我军阵地北面正对一座小木桥，桥北狮子山高地由敌占领，桥南溃敌争相过桥逃命，我2连架起机枪猛扫，霎时间桥上尸集成堆。

　　但是敌军以逸待劳，又占据有利地形。稍顷，建文峰上的一个连的敌人就气势汹汹向我方压过来，形势对我十分不利。至黄昏时分，1、3连分别从桥上和桥下打到溪北，占领了狮子山，控制了虎啸口南北两侧，并开始与敌争夺狮子山西侧的魏家山高地。

　　在两位老人的带领下，记者在魏家山山顶的松林间找到了当时遗留下来的一个石砌的碉楼。碉楼呈方形，约有5米高，看样子应该是上下两层，但中间的楼板早已不知去向。王家云老人告诉记者，其实这个碉楼曾经垮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上世纪90年代搞旅游开发时重新砌的，但碉楼的石头都是原物。走进碉楼，一排排内大外小的射击孔十分醒目。在面向虎啸口和建文峰方向的外墙上，还依稀能看到当年留下的弹孔。

　　一张草图帮了大忙

　　建文峰是南泉最高峰，主峰周围群山环列，奇峰对峙，断崖绝壁，极其险峻。黄昏时分，虎啸口南北两侧虽已被我军完全控制，但建文峰、野猪窝两个制高点对我威胁极大，我军曾几次从南、北两侧小高地以及沿谷底小径向西进击，均因受到敌猛烈火力阻拦而无进展。战场主动权，我军尚未完全掌握。

　　就在此时，设在涵村坝的103团的指挥部接到了地下党派人送来谷地地形草图。在此次采访过程中，记者有幸找到了当年为解放军送地图的亲历者，76岁的原重庆市政协退休干部冉隆福老人。

　　据冉隆福老人回忆，1949年，他正在巴县(现重庆市巴南区)惠民乡回龙寺辅仁中学上初中，当年2月，地下党在此成立了巴(县)綦(江)南(川)边区特支。之后，逐渐组成了一股蓄势待发的革命力量。当时的特支书记任士学，组织大家开展社会调查，发动群众抗丁抗粮，并组织了秘密武装，还很有预见地布置搜集了重庆市周边的地图，做好了迎接解放大军的准备。

　　就在解放军到达南泉的那天，特支书记任士学与宣传委员金成林就乔装打扮，冲破了两道封锁线，与解放军的先头部队接上了头。他们返回山上后，立即安排了专人为解放军送去了南泉的地图。

　　“我当时是和一个叫沈朋清的同学一起去的。”冉隆福老人回忆道：“我们俩虽然都还没有加入组织，但对王主任(特支组织委员王寒生，当时的公开身份是辅仁中学的教导主任)布置的任务，从来都是积极完成的。我虽然年纪小，但熟悉当地的地形。”

　　“当时王主任交给我们一个信封，我们也不知道里面装的什么东西，他叫我们一定要送到解放军的首长那里，他还教我们如何辨认解放军——他们有‘八·一’帽徽，帽子没有‘耳朵’，胸前都有纪念章(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纪念章)。他还嘱咐，一定要把这封信交到背皮包、挂短枪的领导手里。”

　　“我们下山后，还在六角场(现南泉镇政府所在处)边碰到了国民党的逃兵，好在他们忙于逃命，没有盘问我们。在天黑之前，我们终于把信送到了离虎啸口不远的涵村坝的卢家花园，交给了一个解放军的营长。”

　　最激烈的争夺与最惨烈的战斗

　　从地图上看，控制了建文峰，虎啸口阵地前就有了一座高大的屏障，在它掩护下，我军攻守灵便，就能变被动为主动。

　　为此，团指挥所迅速制定了进攻建文峰作战方案，决定把2营撒出去，占领建文峰。

　　夜半时分，担任主攻的4连3排在前、2排跟进、1排断后，在熟悉地形的当地农民聂汉清、饶丙成的带领下，从东南面的白炮石山山沟悄然前进，至东南高地南侧断崖下实在无法前进时，天近拂晓。排长便立即指挥搭人梯登崖，正艰难攀登时，闻听头上敌军构筑工事的掘土声。大家于是加快了登攀速度，没想到惊动了敌人。一敌兵黑暗中一声喝道：“哪一个？”爬在最前面的张李保大声回答：“老子是八路军！”出手就是一枚手榴弹，随即奋身一跃，上了峰顶，掏枪就扫，敌人扔下镐锄拔腿就跑。其他同志纷纷跃起，一部分迅速占领阵地，一部分散开肃清峰顶残敌。

　　占领建文峰，战场形势大变，我方处于有利地位，敌人极为恐慌。从27日拂晓开始，成营的敌人从正北偏西方向朝我主阵地多次发起集团冲锋，企图夺回阵地。建文峰上硝烟弥漫，战斗非常激烈。直至28日夜撤出战斗前，建文峰制高点牢牢地控制在我军手中。

　　如今，当年被烈士鲜血染红的建文峰，成为了“解放重庆主战场遗址”纪念园。1996年9月11日，80高龄、曾任第2野战军3兵团12军35师师长的李德生上将，为纪念园亲笔题写了“南泉之战”四字。

　　我军主动撤出战斗结束

　　在南温泉公园大门旁的五洞桥边的花溪河游船码头，两位老人告示记者，在上世纪公开出版或内部发行的部分文史资料中，都提到了我军抢夺五洞桥，在南泉正街胜利会师，“把红旗插上南泉镇”的说法，其实后来经过调查核实，这种说法是没有依据的。

　　在《关于重庆解放战斗史实的辨伪——华东调查报告》(《红岩春秋》2001年第二期)中，记者看到，在南京军区后勤部干休所，解放重庆时任103团1营2连指导员的原南京军区总医院政委卢旭阳说，事实上参战部队的足迹根本就没有踏上过南泉正街。我军是主动撤出战斗的，根本不可能“把红旗插在南泉镇”。因为当时部队的战役目的是尽快过江向重庆以西迂回，然后西进参加成都会战，围歼近百万国民党部队，不能在南泉与敌纠缠过久。

　　当时的情况是，28日，在2营掩护下，1营兵分两路，向谷地西面进攻：1、3连在北，占领了狮子山西侧的魏家山。南面，2连指导员卢旭阳带领2连70多人，占领了一个山洞(宋子文公馆防空洞)后，继续向西，打到仙女洞，逼迫五洞桥。

　　此时，从建文峰溃败下来的敌军，退到花溪河北岸后，在北桥头用大量门板、桌凳堆砌成路障，并以民宅为依托，织成猛烈火力网，严密封锁五洞桥花溪河面。同时盘踞在野猪窝的敌人也用机枪朝桥上扫射，阻止我军过桥歼灭北岸之敌。2连几次冲锋均被敌打退，且被人数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一个反冲锋逼回虎啸口。

　　28日傍晚，为了尽快歼灭敌人，争取时间过江执行任务，教导员冯嘉珍决定先集中兵力攻取野猪窝，然后与2营协同，从上往下打南泉正街之敌。正当部队抓紧作好战前一切准备，决心打一个漂亮反击战时，营部传来命令：准备撤出战斗，走建文峰后山沟，2连为全团断后。

　　就在我军撤离南泉战场的同时，遭受沉重打击的胡宗南部167师师长曾祥廷，也顾不得蒋介石给他下的死守南泉之令，仓皇退出南泉。

　　南泉战斗自1949年11月26日下午约3点打响，至28日晚11点半许我军撤出战斗，历时约56个小时，是解放重庆外围的一次持续时间最长、最激烈的战斗。它重创了守敌和国民党军队在重庆的“江南防线”，为我主力部队大迂回、大包围和解放重庆赢得了宝贵时间，而这支为此英勇战斗的队伍，最后也没有进入重庆市区，接受重庆人民的鲜花与欢迎。

　　不是所有的先烈都留下英名

　　据有关史料记载，在整个南泉战斗中，我军牺牲的指战员估计在百名左右，为什么纪念碑上只有43名？两位老人道出了其中的原委。

　　在我军撤出战斗后，除部分伤员留下外，其他的人员都以急行军的速度向长江上游的江口集结，没有留下人员与地方交接。之后，是新到的军代表责成当地的保甲长负责收集掩埋烈士遗体的。当时在建文峰，国民党兵与解放军的遗体相互交错，他们辨认的原则主要是看服装、帽徽和是否背了干粮袋，而烈士的姓名主要是从胸章和帽子里寻找线索，据说共收集到40余具解放军遗体，而有姓名的不到10具，这些烈士的遗体当时就掩埋在建文峰的半山腰和凉水沟的两边。

　　1953年，重庆第四区(1955年改为九龙坡区)民政局根据上级指示，在现在烈士陵园所在地修了两个大的石墓，将原来临时掩埋在建文峰半山腰、凉水沟两边和南泉其他地方的烈士遗骸集中掩埋，当时用12个大木箱共收集了84具烈士遗骸，其中有姓名的只有33具。1962年在此建立了正式的“南泉革命烈士墓”，1983年扩建了烈士陵园并建立了“革命烈士纪念碑”，当时镌刻在碑座上的烈士名单就是依据1953年的统计资料确定的。

　　时光荏苒，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随着有关资料的不断完善，烈士的名单也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与追加。

　　根据采访的线索与查阅有关资料，我们可以肯定，就是现在长眠在“南泉革命烈士墓”里的烈士，至少有41人没有留下姓名，这还不包括在1949年收集掩埋和1953年集中掩埋过程中遗漏的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