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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进行了200多年,我国的工业化如果从建国以后算起,仅60年。建国后还走了很长一段弯路,我国真正向工业化、城市化迈进应该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只有30年时间。
兰州,目前处于城市化、工业化加速发展过程,其处于早、中期阶段,新兴产业、重工业处于中期阶段,整个社会管理水平尚处于初级阶段。
兰州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邓海弟认为,斑马线问题不仅是兰州,在全国很多城市都存在,这是工业化文明到达早中期程度时必然经历的“阵痛”过程。这种“阵痛”,以兰州现有的经济文化水平,再过5年左右,应该会有一个大的提升。但是,“精神现代化”在中国来说,恐怕要伴随整个工业化的进程。
“现代化不光是物质上的现代化,更为重要的,难度最大的是人的现代化,是精神上的现代化。人达到现代化了,一个自觉遵守法律,自觉维护法律的文明社会才能产生。从改革开放至今,物质层面的现代化我国很多城市已经实现,如长三角、珠三角都已向现代化迈进了。兰州虽然相对落后,但我们已经在物质层面上达到(现代化)中期阶段。然而,在精神层面上实现现代化难度就很大。”邓副院长说。
“社会生产的发展导致城市化的产生,它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城市,车辆越来越多,交通越来越拥挤。工业化的社会对社会管理要求非常严,非常精细,每个环节都要管到。斑马线,白天站一个警察就好办,一旦没有警察,如果再没有摄像头,情况马上就会失控,人们也开始闯红灯了。这不完全是司机的责任,这里有城市管理不到位的问题,既然设置了斑马线,相应的配套措施就要跟上。这不仅仅是交警部门需要考虑的,市政、规划部门都有义务承担起社会管理责任,比方说架设过街天桥、开设地下通道等。然而目前的现状是,由于物质层面现代化尚未完成,相应的公共配套设施还无法完善。这无疑对政府的社会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位社会学学者如是说。
法治文明的期待
上世纪80年代,我国被称为“自行车王国”,成千上万的自行车涌上街头,蔚为壮观。也正是从那个时代开始,中国人对于斑马线上的法律意识开始淡化。直至机动车辆猛增,无论是行人还是车辆,对于斑马线的潜意识依旧淡薄。
“我们长期形成一个习惯,从来都是人让车。事实上,在斑马线上,法律规定是车避人。这就证明老百姓法律意识比较淡薄,社会公德意识比较淡薄。‘老人砸车’反映了老百姓权利意识的觉醒,但他使用极端的手段恰恰说明他法律意识的淡薄。过去老百姓没有这样的权利意识,本来老百姓的权利意识需要政府来维护,由于客观原因,政府社会管理职责的缺失,使他不得不自己去维护,当然所有人都有老人这样的权利意识,对整个社会发展而言,是一件好事。阎政平老人砸车事件的发生,会促使相关部门加大管理力度。”社会学学者说。
事发第二天,兰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中队长张怀林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警力充足的情况下,我们在这个地方对闯红灯的现象一定要加以遏制。”5天后,兰州市公安局宣布,年内将增添2800个电子眼。
在德国,交通违法行为将对驾驶员的个人信用等级造成终生影响,经常违法和发生事故的人不但很难找到工作,就是自己购车的保险费率也会比其他人高出许多,由此也使得驾驶员交通安全意识高,遵守交通规则成为他们的自觉意识。美国交通法规定,对于一年中3次犯规的驾驶人,将毫不犹豫地吊销驾驶执照,重罚交通违章者,一切交给法院处理。
发达国家的经验能带给我们什么启示?
“首先,这些国家的工业文明达到一定程度,已经养成自觉遵法的习惯。但是在工业化初期,严格立法更重要。”邓海弟说。
“加大处罚力度!目前罚款200元、扣3分还是太轻!法律作为上层建筑,肯定要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但也不是绝对同步的。有时经济发展了,法律还没有跟上。我们在立法上、管理上也应有前瞻性,要考虑到下一步车辆可能更加多,交通可能更加拥挤,行人和车辆的矛盾可能会更加突出。如果有预见,提前做一些工作,效果可能会好很多。”邓副院长接着说。
采访结束时,记者问阎政平老人:砸车事件的热度过去后,如果机动车闯线重归疯狂,你会怎么办?
老人愣住了,半响未语。
显然,阎政平最大的困惑和期待,也是我们所处这个时代的困惑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