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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勇
7月26日,随着新华社“湖北石首市委书记钟鸣因处置6.17事件不力被免职。”的消息播发,众声喧哗的石首“6·17”群体性事件似乎全面得到了全面平息。
然而,时隔一年,贵州的“瓮安”教训,在湖北的“石首”重蹈覆辙,重复着“不明真相的群众在少数坏人的煽动下”的公式。一个普通公民的“非正常死亡”,则被一小撮“不法之徒”,借题发挥,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去“理直气壮”地进行打、砸、抢、烧。
去年,那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波使全世界的目光聚焦了“瓮安”,贵州高层领导痛中思痛,道出了“瓮安事件”的本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求证“死因”只是事件的导火索,滔天大祸的背后,是当地积案过多,积怨过深,积重难返的结果,基础不牢,又岂不地动山摇?
如果,我们依然固执地坚持采用这样的“公式”,免了一个钟鸣的职,只会是让他为更多的人背了黑锅,使更多的人能在侥幸中更加的丧心病狂。
“石首事件”的演变,不是单纯的死因质疑,而是长期以来积淀的社会深层次矛盾的总暴露。死因质疑的导火索,点燃了社会中蔓延的仇富、仇官、仇警心理。官场腐败、治警不严、治安混乱,已使得人民群众深恶痛绝,在一起起公共事件中,政府与群众岂又不人心向背,不断升级?
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和他的一个亲属谈话时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会是这样。”
“治国就是治吏”,把官吏管理好了,官场风气正了,官员的表率作用才会增强,老百姓才会一呼百应,国家才能政通人和,国泰民安。否则,官员欺上瞒下,贪污受贿,营私舞弊,胡作非为,其结果只能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民怨国衰,“四维不张”。
然而,当下,在治国的问题上,一些人却本末倒置,认为治国的核心在于“治民”。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一些官员把自己放在与群众对立的位置上,在“治民”上大做文章,其结果是南辕北辙,这不,刚按下了“瓮安”的胡芦,又起来了“石首”瓢。
“治国必先治官,治官务必从严。”在这方面,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为什么能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遏制贪污腐败?主要是在“严”字上做了文章。在公审刘青山、张子善的大会召开之前,曾有党内的老同志向毛泽东说情,是否可以不枪毙刘、张。当时,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个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犯有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而为“石首事件”,拿下了钟鸣一个,恰是放跑了20个、200个、2000个罪魁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