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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张许多年前的黑白照片,几个男子正在看着镜头。最前面的一个包着头巾,皮肤黝黑。在他的身前是一个长木架,架子中插着许多奇怪的东西。今天的年轻人早已不识这些事物,而上年纪的人或者知道,它们叫做“签”。木架后面那个包头巾的男人,就是凭签吃饭的搬运工,也叫脚行工人。
在最近出版的由周利成和王向峰编著的《旧天津的新生》一书里,收录了这张照片。书中详细讲述了建国后公安机关维护天津治安、肃清旧恶势力的故事,而废除脚行也是其中之一。
轰轰烈烈的平津战役之后,天津迎来了解放的朝阳,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回顾解放后的历史,能看出一个国家的新生给一个城市带来了怎样的转变。
为此,本版将在九月推出“红色档案”系列,从细节入手,查找旧档,走访当事人,历数解放后在政治、经济、城市环境、生活方式等多个领域发生的变化,寻找红色年代里留下的非同寻常的记忆。
对于上年纪的人们而言,或许能从中发现自己曾激情澎湃的身影,对于年青一代来说,当他们从书本、电视中看到这些特殊年代的文字与画面时,或许能在这些记忆里找到人们为之奋斗的原因。
六十年,一甲子的风云,看上去仿佛弹指一挥间,实际上是一部厚厚的大书,永远也翻阅不完。本组撰文本报记者张玥
“抽死签”与“打死白打”
刚才提到的签,是脚行——搬运业中的一个符号般的事物,脚行头们要凭签入股,靠签分红,工人们则靠签作为身份的识别,以签的数量计算酬劳。
脚行的“工作”不光是搬运,还常因为利益纷争,涉及打架斗殴。旧天津为人熟知的“抽死签”就与脚行有着密切的联系。工人们被驱使去参与恶斗之前,要经过抽签决定自己的命运,轻则打一架了事,重则丢掉性命。
这看上去如黑社会一般的情节,其实就是脚行的生态之一。这是一个垄断行业,“规矩”极多,工人挣钱多少、给谁干活,全由脚行说了算,没自由,没温饱,还得随时准备玩儿命。绝大多数人不得不屈服在这种制度下,因为那些“规矩”之中,有一个不成文但颇具杀伤力的说法:违犯家规,打死白打。
官恶勾结控制脚行
天津地处九河下梢,运输业自古就有,但早先都是工人与商家自行协商搬运的具体事宜。
情况在清代发生了变化。当时各地官员到天津,行李等物均由居民来负责搬运,起初是官府指派,后来则由专人负责,一个行业就此产生,“脚行”的名字也就出现了。
晚清时期,随着租界的出现,原在租界生活的居民失去了田地房舍,许多人被迫选择从事搬运工作,致使大量脚行出现。早在脚行诞生之初,官方就对其进行征税。脚行和官府之间的联系极为密切,不管是清政府,还是国民政府或者日伪政权,都是脚行头脑们勾结的对象。虽然脚行经历了从“官脚行”到“运输业同业工会”这种形式上的变化,但说来说去,无非就是官方承认行内各种势力范围的存在而已,属于换汤不换药。有了官方做依靠,脚行头们当然底气十足,胆大妄为,视人命如草芥了。
建国后废除把头制度
1949年3月12日,在天津市内的饭市脚行,一个新的组织成立了,人们发现它有了一个新名字:搬运工人服务站。在随后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共有18个这样的服务站出现。
人们随后又有了一个发现,和以前的脚行相比,服务站里少了一类人:脚行头。
因为在当年的1月15日,天津迎来了解放,市内的搬运与运输市场,已经由天津市人民政府公用局运输事务所进行统一管理,服务站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工人开始当家作主,旧社会的所谓“规矩”“家法”自然要被废弃。
成立后,服务站做的第一件事是将旧脚行等级森严的“把头制度”取消。当年6月,搬运工人工作委员会等组织成立以后,开始逐步将脚行头清理出工人组织。从1949年9月份开始,两个工作团进入搬运工会开展工作,随后班、组、队等各级不同的劳动组织纷纷建立起来,并开始实行与以往有着本质区别的劳动制度:同工同酬、按劳取酬。工人们挣钱再也不靠签,而是自己评议分配所得。而且更重要的是,工人再也无需像在旧社会那样,为了脚行头们的利益生死相搏了。
彻底清除恶势力
从一统天下到“靠边站”,脚行头们当然受不了这种变化。据《旧天津的新生》讲述,在整个行业被新政权接管后,二十几个大把头开始和政府捣乱,又是“告状”又是阻碍工人参加服务站,甚至干出违法勾当,仍希图用当年黑道般的办法抢夺自己的利益。
其实早在1949年7月,市公安局就对这些把头进行过训话,提出过警告。但这些人置若罔闻,还是通过扰乱市场、派人混入工人队伍等手法搞破坏。
新政府对待恶势力,当然不会听之任之。从1950年6月开始,天津对脚行把头进行全面登记,厘清他们在建国前的身份,调查他们的罪行。几乎就在同时,数名最大的脚行头子先后被捕。随后就是万人控诉大会的召开,对有严重罪行的脚行头子的审判也迅速展开。
1950年12月,旧天津最有势力也最臭名昭著的袁文会被判处死刑,他就是昔日脚行中最大的头目之一,接下来的三个多月时间里,刘德山、巴延庆等大脚行头子也被判处死刑,旧恶势力和积存了无数血泪的脚行制度一起被历史埋葬了。
天津接管纪实
时间定格在了1949年1月15日下午,在经历了29个小时的激战后,解放军对天津的总攻结束。当日,有两位姓黄的军官进入市内,一个是黄克诚,一个是黄敬。对于这个城市来说,他们有着极为特殊的身份,前者是天津军管会主任,后者则是天津市市长,管理这个北方重镇的任务,落在了他们头上。
其实早在平津战役开始后不久,接管天津的组织人员就已经确定,中共中央从当时的华北局、华北政府等机构中抽调了七千多位干部,聚集到离天津不远的胜芳进行前期准备。
随后,许多指导性的文件被制定,在《关于接管天津的任务与方针》这份文件中,能清楚地看出共产党人在接管天津后面临的几个最关键的问题。
文件中列出了四大任务:肃清敌人、进行接管、彻底改造、建设生产。在提及接管时文件里说道,要把“所有在天津的一切国民党反动派的行政的、文化军事的机构、公营企业与国家财产,全部接管起来”。当时共产党人十分清醒地意识到,“这种接管任务在执行中要快,而管理却是长期的任务”。
同时接管者们还针对天津的具体情况,在“彻底改造”这个任务中指出了一点,即“天津从来就被本国的封建反动势力与侵入的帝国主义势力所长期统治”,所以“要从生活上、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予以彻底改造”。
对于文件、房屋、档案等物资,接管者们要求完整接收,而对天津市内存在的各类组织,要进行区分,而后对待以保留、解散、摧毁三种方式,而对于“旧职员”,则要在甄别后再采取不同的对待方式。
在总攻的同时,军管会设立了联络站,在大比例尺的天津地图上标明了各接收单位的进城路线、住宿地点等信息,引导七千多接管干部入城。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当日天津市留给他们的印象,可能就是“漆黑一团,血流成河”这样的情形。但这是这座城市经历过的、最后的战争惨景,在此后的数日、数月之内,无数怀着激情的建设者逐渐清除了旧社会的残余痕迹,在华北建设起了一个崭新的城市。
取缔“一贯道”
一本发黄的、厚厚的册子封面上,竖排印着“一贯道组织系统”几个红字,右面写着“天津公安增刊之七”“发至派出所”等字样,左下角则注明了编印的时间是1951年,而左上角一个醒目的“密”字,标明了这个册子在当年具有保密性。
这本册子是民国文史研究者王向峰几年前在旧书市场上购得的。所谓“一贯道”,是旧社会的一个封建迷信组织。天津解放后,新政权就着手对反动会道门进行了大规模的清理、取缔,“一贯道”是主要的取缔对象之一。
这本册子就是在对“一贯道”进行取缔后编纂的,有几大册。王向峰给记者展示的是第一册,其中不但详细记录了“一贯道”的沿革、活动方式、所犯罪恶史实等内容,也记录了其在天津的发展和组织概况。在目录之后,附有了一个长长的图表,很清晰地标示出了其内部的主要结构,主要人员的名字也赫然在内。而册子中还记录有大量参与其中的普通成员的名单,每个人的姓名、性别、住址、在该组织中的身份等内容,都写得十分详细。
《旧天津的新生》中也记录了对“一贯道”的取缔过程。
1949年底,天津市对“一贯道”进行了第一次取缔,逮捕了“道首”,并在报纸上刊载军管会的命令,立令该组织解散,并要求级别较高的成员进行登记。不过这一次取缔并未进行得太彻底,因而在1951年,第二次取缔便又展开。当时,不但在《天津日报》上陆续刊载了关于取缔的数十篇文章,市政府还联合其他机关组织了广播大会,并举办罪证展览,进行了极有攻势的宣传。
而后,军管会再次要求该组织中的成员进行限期登记,派出所则纷纷建立了相关的委员会,帮助受骗的群众追回被该组织骗走的财产。同时,公安部门经过侦查,对仍在进行秘密活动的组织主要成员实施了抓捕。经过近两个月的取缔,使得“一贯道”在天津的组织覆灭。而在同一时期,天津市内的其他反动会道门也被纷纷取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