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住红桥区的白女士44岁了，现在滨江道的一家商场做服装销售员。她的理想是在45岁时开一家自己的裁缝店，她说这是子承父业。

　　新中国成立前，她的父亲就在东北角一带有自己的裁缝铺。她听老人讲，上世纪50年代，裁缝店的生意还不错。“父亲说那时天津人有钱，常有大户人家请他去家里做衣服。那时候的衣服都是纯手工缝制，特讲究，父亲一去就是一天。有时候熟悉的老主顾，还会把自己不穿的衣服送给父亲。”白女士说。

　　白女士懂事时，已经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记忆中，姐姐们穿的都是千方百计弄来的绿军装。“那时候大家生活条件都差，衣服都是老大穿小了给老二，穿破了就缝补一下，做衣服的少了。偶尔有人找到父亲，也大多是裁衣服，绿军装、呢子大衣、制服都有。”那一时期，白女士记忆最深的一件事就是二姐曾缠着父亲，要父亲在她的新军装上打个补丁。那时，崇尚艰苦朴素是一种潮流，人们都唯恐落后。

　　“改革开放后，父亲本以为生意会好起来，但却发现自己落伍了。”白女士清楚地记得1982年，已经参加工作的二姐穿了条喇叭裤回家，父亲大声呵斥她不许穿上街。但是喇叭裤已经成了潮流，到处都在出售，人人都在买。做衣服的人越来越少，很多老裁缝即使想接着干，也很难跟上潮流了。“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只能改行了。”

　　白女士说父亲经常对着越来越“潮”的服装愤愤不平，但靠着一把剪刀、一把尺就吃饭的年代毕竟过去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白女士下岗后，“裁缝”这碗饭已经相当难吃，她在黄山路摆摊卖起了流行服装。“大姑娘小媳妇，一个个眼都毒着呢，只要有新品到货，很快就被抢购一空。”白女士回忆那时的情景，说：“卖货也很难，本来这周还抢手的东西，等下周可能就不流行了，天津人就这么挑剔。”因为没把好时尚的脉，白女士压过不少货。

　　自己当老板压力太大，2000年，白女士在平山道的一个精品店做起了服装销售员。“有的人不是专程逛街来的，但看到店面就会进来，只要看中了，马上就掏钱买走。”白女士感叹说，与买件衣服都要计划半年的时代相比，现代人太潇洒。

　　2001年，在朋友的介绍下，白女士到了现在的这家商场。当时她所在的柜台销售的是法国的一个二线品牌。“当时天津并没有直营店，我们做的是代理。在那时，动辄几千元的服装对天津人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白女士说：“来买衣服的都是熟客，再有就是熟客带来自己的生意伙伴。”因为销量上不去，两年后，这一品牌撤离了天津。

　　也是在那时候，白女士发现人们对服装个性化的要求越来越强烈。“不少顾客都说，他们买国际大牌的原因就是为了减少撞衫的机会。”当年从父亲那儿学来的手艺还在，她由此萌发了开裁缝店的想法。

　　开店的事还未成行，2004年，那一品牌再次进入天津，不过这次是以直销店的形式，白女士又回到了那个柜台，直到现在。这几年，她亲眼看着以前只能在杂志上看到的LV、Dior等大品牌出现在天津，回顾天津服装这些年的变化，她说只能用“日新月异”来形容了，同时感叹天津人“确实有钱了”。

　　整天对着设计精良的国际品牌，白女士却想做出自己的风采。“我一定要开一家裁缝店。虽然我做的衣服没法和这些牌子相比，但每一件都会是与众不同的。只要有个性，在天津就一定会有市场”。目前，她已经着手实施这一计划。

　　经济的发展和思想解放，使得穿衣打扮早已进入了“时装时代”，随之而来的，不仅仅是“裁缝”这一行业的浴火重生，还有模特、形象设计师等新职业的出现。

　　上世纪80年代末，广东省举办的“中国时装模特表演艺术大赛”拉开了时装表演的帷幕，可是直至90年代，模特还未形成气候。进入新世纪，各种各样的模特赛事、选美赛事同时涌进中国，各种“佳丽”“形象大使”像烟幕弹一样，迅速弥漫在各个城市。

　　就中国而言，名模产生的渠道不外乎模特大赛和院校两种。天津地区不仅举办过为数众多的模特大赛，还有以天津工业大学为代表的一批高等院校，在国内较早地招收模特生，并且于去年开始招收职业模特生。

　　上世纪80年代末，从事形象设计工作的人员在中国出现，从业余到专业，这一行业伴随着人们对个人形象的重视而渐渐走俏。专业人员根据不同的肤色、气质、职业等，经过发型设计、化妆、衣着服饰色彩搭配等，重塑个人形象时，也重新塑造了一个别样的城市形象。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们这个行业，得益于发达的时装业和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在采访中，从事形象设计工作的李小姐对记者说。(本报记者李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