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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春芬收藏的原维多利亚花园长椅
原维多利亚花园内的大钟 |
天津五大道博物馆收藏了很多当年英租界里的洋古董,但博物馆中的一把长椅,却与五大道本身并无直接联系。这把颇为引人注意的长椅前,常常有一些老人在那里驻足很久,而年轻的参观者则对那些铸铁花饰赞叹不已。甚至于,附近的影楼常常把拍婚纱照的新人带到这把长椅前,佯装闲坐在19世纪末英格兰的街心花园。
是的,这的确是一把19世纪末的长椅,椅子左侧铸铁花饰上还有铜质铭牌证明着它的出身。但它不是放在英格兰的街心花园,而是放在天津曾经的英租界公园“维多利亚公园”的一角,与二三十个漂洋过海远道而来的英国长椅一起装点着天津历史上第一座租界花园。
维多利亚花园原是臭水坑
时间重新定格在1886年,今天的解放北路营口道至开封道一段属英租界,名为“维多利亚道”。刚刚装饰一新的利顺德大饭店已经开业,吸引了无数达官显贵聚会饮宴,可门前不远处的臭水坑实在是有碍观瞻。有英商提议把水坑填平建成公园,英租界工部局就立刻搜罗园林设计人才,将填平的水坑设计成一座中西合璧的公园,也就是今天“市政府公园”的前身“维多利亚花园”。查看津门老照片,当年的维多利亚公园整体造型上以英国传统风格为基础,公园整体成四方形,部分花坛、草坪、长椅的摆放均呈现出规则的特点;但在英国传统之上,设计者又吸收了中式园林自由布局的手法,特别是在公园中心位置上安放了一个中式的六角凉亭。有研究者认为,英商来华初期,对中国人的态度比较温和,也力求在某些方面取悦国人,因此在公园这样的公建设计上吸收传统中国园林的特点,并不足为奇。公园用大约一年的时间修建好,园内长椅等设施均来自英格兰,1887年6月21日英国维多利亚女王诞辰50周年之日,公园正式开放,因地处维多利亚道,又有纪念日的意义,公园就命名为“维多利亚公园”,又称“英国公园”。公园建成之后,围绕在公园周围的建筑又陆续增加,最为著名的就是1890年5月,英国工部局在花园北侧建成的一座欧洲古典风格城堡建筑,即“戈登堂”。
维多利亚公园建成后,英国商人常常聚会于此,中国人也常常到这里游玩。公园四角开门,对游人并不做限制,拥有照相机的外国商人、船员大多在这里拍照留念,因此维多利亚公园和戈登堂的老照片流传较多。研究者称,英国工部局曾经在1900年将从海光寺抢来的大钟置于公园的东南角,作为消防报警使用。1919年,为纪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英国士兵,又将消防大钟移走,在原址建起了一座约5米高的欧战胜利纪念碑。如今,大钟已经不复存在,纪念碑也于新中国成立后拆除,两处旧迹只能在老照片中寻得些许回忆。唯有公园里的长椅安坐了近百年,静静地看着一代人从孩童变成老人。
讲述:
外国水手和我合影
刘春芬是天津五大道博物馆馆长。上世纪六十年代,刘春芬随姥姥、姥爷住在小白楼先农里。小时候,她玩耍的地方有两处:音乐厅附近的“小花园”和戈登堂前面的“大花园”。上小学以后,刘春芬可以跟同学们一起到“大花园”玩儿,快乐的记忆更多了起来。
我上小学的时候,海河里面还能够进船,因此利顺德饭店附近总有各国的水手上岸拍照留念。他们都喜欢到‘大花园’拍照,看见中国的孩子,就一定要搂着我们照相。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我清楚地记得有日本水手曾经搂着我和我的同学拍照留念,这些照片不知被带回了日本的哪个家庭。
由于周围建筑都是英式风格,面前有城堡一样的戈登堂,身边是富丽堂皇的利顺德,在公园里游玩儿,常常会令人觉得仿佛到了英国。那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虽然当时我很小,但那些记忆深深地烙在我的心里,直到我天命之年,仍像放电影一样常常出现在我梦里。
工作之后的刘春芬,出于对童年生活记忆的割舍不断,自然而然地爱上了西洋古董收藏。30多年里,刘春芬无数次从市政府花园门前经过,却一直没有时间走进去再看看童年嬉戏的地方。有一天,一位同样从事收藏的朋友告诉刘春芬,在某位收藏者的藏品中,发现了一张维多利亚公园的长椅。刘春芬几十年的记忆被忽然间唤醒,她托朋友无论如何要帮她收到这张椅子。几经周折,长椅如老朋友一样与刘春芬重逢,“大花园”的诸多回忆又鲜活起来。不久前,一位老将军的夫人前来参观,老人在长椅前看了很久,用手摩挲着铸铁扶手,微笑着点头。刘春芬告诉老人,这张长椅很重。老人用力掂量,转身对刘春芬说:“长椅再重,也挡不住你收藏的力量。”刘春芬笑了,在她心里,作为一个女人,收藏再重,也挡不住记忆的力量。
她常想,人为什么对那些老东西割舍不下?还不是因为那其中藏着与你我有关的种种回忆。
资料
戈登堂
戈登堂在维多利亚女王纪念花园的北侧,原是马术训练场,由英租界工部局董事长德璀琳建议修建的一座工部局大楼,并决定用戈登的名字来命名。整个建筑面对维多利亚花园,虽然设计时采用了英国中古时期的城堡风格,但中间的楼门向前突出,以便于市民接近;两侧的办公室为三层的角楼式建筑,视野开阔。1890年戈登堂建成,大厅中悬挂着李鸿章赠送的戈登巨幅照片。抗日战争胜利后,这里成为当时的天津市政府。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继续为人民政府使用。1976年因唐山大地震震损严重而拆除,在原址上建成新的市政府大楼。只有后面的英租界消防队旧址,还保存着当年的建筑原貌。
花园内大钟
花园内大钟据传是海光寺大钟。光绪四年(1878年)时德国铸造,重13000斤,三年后作为德国送给清王朝的礼物运抵天津,清廷遂令李鸿章择地安放。李鸿章认为海光寺是康熙和乾隆皇帝驾临的地方,遂把此钟悬于海光寺,并派机器局的七名技师在钟上刻了全部《金刚经》的经文。日本人占领海光寺后,把这口钟转送给英租界工部局,作为消防警钟悬于维多利亚花园。南天大学八里台新址落成后,由英租界当局送到南开大学,从此成为南开大学的校钟。1937年天津被日军占领,作为海光寺唯一遗存的大钟随着一批图书和仪器设备被日军从南开园中掠走,从此下落不明。记者马樱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