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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代航天人探望钱学森
钱学森讲授导弹专业知识
钱学森与夫人蒋英
“在他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5年归国路,10年两弹成。开创祖国航天,他是先行人,披荆斩棘,把智慧锻造成阶梯,留给后来的攀登者。他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帜,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这是钱学森当选2007年度“感动中国”人物时的颁奖词,也是钱老一生的真实写照。钱学森走了!一颗巨星陨落了,人们不会忘记他为国家做出的贡献,他的崇高人格将永驻人间——
钱学森的赤子之心
“广阔无垠的太平洋上,一艘巨轮正劈波斩浪驶往香港。一位40来岁的中年人,迈着稳健的步伐踏上甲板。想到前方就是自己魂牵梦绕的祖国,他多么希望脚下不是轮船的甲板,而是火箭的舱壁啊。”这是小学语文教材《钱学森》一文中对半个多世纪前钱学森回国途中的一段描述。人们无法想象当年钱学森冲破阻碍毅然回国,需要多么大的勇气。但人们能够感觉到钱学森那颗为祖国和人民而跳动不息的赤子之心。
1935年9月,24岁的钱学森远渡重洋赴美国西雅图,开始了他的留学生涯。后来他师从世界航空理论权威“超音速飞行之父”冯·卡门教授。
“在这里,他的人生旅程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在空气动力学研究和航空技术方面取得了不少成就。”钱学森获得博士学位后,导师把他留在了自己的身边工作。很快,钱学森便在数学和力学这两个领域崭露头角。钱学森与冯·卡门共同开创了举世瞩目的“卡门—钱学森公式”。冯·卡门率先提出了高超声速流的概念,又由钱学森科学证明了这个概念。它的提出和证明,为飞机早期克服热障、声障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国际空气动力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此,钱学森的名字传遍了世界。
随后,他成为当时一流的火箭专家。由于发表了“时速为一万公里的火箭已成为可能”的惊人火箭理论而誉满全球。他跟随导师冯·卡门参与了当时美国绝密的“曼哈顿工程”——导弹核武器的研制开发工作,在美国是一个屈指可数的稀世之才。
在事业如日中天之际,他毅然选择回归当时祖国,希望为自己的国家贡献力量。他曾说过:“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
1949年中秋月圆,归心似箭的钱学森心底盘算着回归刚刚解放、几乎一穷二白的祖国。他万万没有想到,为归国竟历尽了千难万险,经受了长达五年多的折磨。在接下来的5年中,联邦调查局的人时常闯入他们的住宅捣乱,连信件与电话也受到了检查。然而,无论是金钱、地位、荣誉和舒适的生活,还是威胁、恫吓、歧视和折磨,都未改变钱学森回归祖国的坚强决心和意志。美国海军部次长曾说:“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5个海军陆战师,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
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1955年9月17日,他梦寐以求的回国愿望得以实现了!这一天钱学森携带妻子蒋英和一双幼小的儿女,终于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踏上返回祖国的旅途。从此,钱学森的名字,与中国的火箭、导弹与航天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钱学森的回国效力,使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至少向前推进了20年!
钱学森与“两弹一星”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钱学森“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以表彰他在“两弹一星”上所做出的贡献。
回国之后,钱学森没有畏惧当时艰难的条件,亲历一线推动我国导弹事业发展,而且,他几乎立即就投入了新的工作中。1956年初,他提出《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同年,国务院、中央军委就根据他的建议,成立了导弹、航空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钱学森被任命为委员。
尤其在1960年,当苏联撤走了援华的全部专家,并撕毁了全部257个科技合同,包括给我国提供原子弹、火箭、导弹样品的合同后仅仅17天,在钱学森的领导下,新中国用国产燃料发射了中国第一颗近程弹道导弹,并准确命中目标。一个多月后,国产中程导弹也相继升空,高准确度地命中目标。1964年10月16日,中国又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随后,他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并参与制定了中国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的发展规划,发展建立了工程控制论和系统学等。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毛泽东特别高兴,破例在自己过生日时宴请了大家一次。宴会前,工作人员拟定了一个入席者名单给毛泽东审定。毛泽东看了三桌客人的名单后,十分郑重地用铅笔将钱学森的名字从另外一桌划到了自己所在桌位的名单上,而且让钱学森坐在自己的身边。宴会开始,毛泽东笑着说:“今天,请各位来叙一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原子弹爆炸了,我们的火箭试验成功了,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上说话,更有底气了!”接着,毛泽东指着自己身边的钱学森,风趣地对大家说:“我现在特别向在座的诸位介绍一下我们的钱学森同志,他是我们的几个王呢!什么王?‘工程控制论王’,‘火箭王’!他这个‘王’用工程控制论一发号令,我们的火箭就上天!”
钱学森与中国载人航天
钱学森回国后,从一片空白开始打造中国的航天事业,对中国国防工业和军事科技的发展居功至伟。1956年钱学森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为中国航天军事科技发展奠定了基石。
1956年,钱学森牵头还建立了中科院力学研究所。10月8日,钱学森用自己在美国所学的知识来为新中国156名大学毕业生主讲《导弹概论》,进行导弹专业教育培训。
1958年钱学森开始负责筹建人造卫星、运载火箭以及卫星探测仪器和空间物理的设计、研究机构。在他的努力下,中国首枚国产导弹东风一号、东风二号中程弹道导弹、中国首颗人造地球卫星相继研制成功。
钱学森被称为“中国航天之父”和“火箭之王”。他在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技术科学领域做出了开创性贡献,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力学和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奠基人和倡导人。
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火箭专家梁思礼说,假如当年钱学森没有回到中国,他个人认为就没有今天中国航天这样的业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王永志说,自己能够走上航天之路,并取得今天的成就,与钱老的谆谆教诲、无私提携密不可分。
1961年,王永志进入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工作,受到曾是首任院长钱学森的亲自指导。“对我来说,钱学森就是我的老师。”25年后,王永志成为第6任院长。上个世纪70年代末,我国开始研制第二代战略火箭。钱学森郑重建议,第二代战略火箭让第二代人挂帅,让王永志担任第一个型号的总设计师。王永志说,正是钱老的超前眼光和放手使用新人,保证了我国航天事业的后继有人和持续发展。
1992年,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后,王永志被任命为总设计师。钱老专门给王永志写来信件,交代作为总设计师应该注意的问题。每次神舟飞船发射前,钱老总要向王永志询问准备得怎样了。2003年10月16日6时23分,我国第一艘载人航天飞船“神舟”五号成功返回地面。在举国沸腾的那一刻,王永志第一件事是给钱学森打电话:“您给我的任务完成了!”钱学森在电话里连声说:“好呀,好呀!我高兴!”
钱老逝世后,航天英雄杨利伟也专程到钱老家中悼念。杨利伟说:“钱老对航天事业的热爱和关心让我深深地感动,90多岁高龄的他还一直想着航天事业。每次去给钱老拜年,尽管他已不能很流畅地说话,但他说的每一句话都不离航天。”
据杨利伟回忆:航天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神舟系列飞船发射后,航天员都会上门去看望钱学森。“对于新一代航天员来说,在任务胜利完成后能够去看望中国航天的元老钱学森,已经成了一种惯例甚至仪式”。杨利伟透露,他和聂海胜、费俊龙都上门看望过钱学森。杨利伟说第一次去看望钱老时,让他特别震惊:“2004年的元宵节,我和当时的中央军委委员、解放军总装备部部长李继耐,还有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王永志去看望钱学森,当时钱老见到我就脱口而出,‘杨利伟,我见过你’。我当时感到有点糊涂,因为我是第一次拜访钱老。后来钱老的秘书解释说,中国载人航天在上世纪70年代已经起步,在飞船、火箭、宇航服、宇航员训练、宇航食品方面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经验,为中国的载人航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钱老在职时,中国就已经有了朝宇航员方向发展的一批人,后来作为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宇航员,我们还是学员时,钱老就关注过并专门对我们的训练进行过指导。”
家人眼中的钱学森
钱学森的夫人蒋英是我国现代著名军事战略家、军事教育家蒋百里的三女儿。钱学森的父亲钱均甫与蒋英的父亲蒋百里早年是密友,后同赴日本求学。钱均甫日后成为著名教育家,而蒋百里成为著名军事家。钱学森是独子,父母十分盼望有个女儿。而蒋家有五个女儿,钱家见蒋英漂亮活泼,恳求蒋家将她过继给他们。于是蒋英过继到钱家,一度改名为钱学英。由此,钱学森和蒋英兄妹相称。一次,在两家的聚会中,钱学森和蒋英共同唱起了《燕双飞》,唱得四个大人都大笑不止。过了一段时间,蒋百里夫妇思念蒋英,提出带她回家。钱家应允,条件是蒋英将来再回钱家做儿媳妇,蒋百里夫妇满口答应。
为了钻研科学,他们推迟了婚期,钱学森到36岁才结婚。蒋英不但是钱学森生活上的好伴侣,也是他事业上的好帮手。“我们两个人都是事业型的,都把事业看得比爱情更重。他一生对金钱、对地位、对荣誉很淡漠。”蒋英说,“他很质朴、平易、谦和,这不止是我的印象,他与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素质的人都能谈得来。”
住在一起的邻居们,以前经常见到蒋英推着轮椅上的钱学森,到航天大院内“散步”。“钱老的晚年是不寂寞的,因为他身边始终有蒋英。”一位邻居说。
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教授这几天来一直忙于父亲的后事,没有过多地接受媒体采访,他只表示父亲去世时非常安详。
钱老逝世几天来,涂元季略显疲惫,这位在钱学森身边工作了26年的秘书兼学术助手一直陪伴到钱老最后一刻。“钱老就是我的亲人,就是我的恩师。”从1983年开始做钱学森的秘书到现在,涂元季坦承,“经常在钱老身边耳濡目染,他思考和处理问题的方式,让我悟到好多。他给我最大的财富就是让我能够娴熟地处理面对的一切。”涂元季说,如果说钱老对自己的人生有一点遗憾的话,在我个人看来,最大的遗憾莫过于人们对他所讲的东西有许多还不理解。因为钱老的科学思想至少超前一般人10年。
涂元季透露,钱老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时光中,最忧虑的就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钱老经常说,“我想说的不是一般人才的培养问题,而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我认为这是我们国家长远发展的一个大问题。”
钱老走了,但他的精神永远与我们在一起。就在前不久,钱学森被评选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这是他深爱着的人民在他生前给他的最高评价。感动中国,感动世界,人民永远会记住这个名字——钱学森!
钱老,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