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天津作为清政府推行“新政”的试验田，袁世凯鼓吹“大兴工业”。在继承洋务运动以来开拓的近代工业基础上，袁世凯力主创办直隶工业总局以及考工厂、实习工场和劝业铁厂等，力图推进工业发展。在袁世凯身边，有很多新政的支持者，而其中被史学界誉为“南张北周”之称的周学熙被定位于华北新式工商业的开拓者，其半官半商的特殊地位不仅为周氏家族谋取了大量的财富，也为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大力助推。

　　周一生在官场上的大部分时间追随袁世凯，历任山东大学堂、直隶官银号、北洋银元局、直隶工艺局等总办，1912年以后，又两度出任袁世凯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成为袁世凯经营北洋事业的经济总管。他一生创办了15个企业，建立起包括水泥、煤炭、纺织、玻璃、自来水、机器制造、金融保险、农垦等多部门的周学熙资本企业集团。据估算，周学熙集团主要企业的资本总额至少达到4260万元。

　　周学熙步入近代实业界是由在开平矿务局任职开始的。光绪二十二年周学熙被张翼委以开平矿务局驻上海售煤处主任之职，1899年擢升为开平矿务局总办。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开平矿务局被英人骗占，周学熙以开平矿务局总办身份，作为移交一方见证人，亲眼目睹了帝国主义凭借武力掠夺中国矿山的野蛮行径。这为他以后创办滦州煤矿，并决心“以滦抵开、收开”打下了深深的思想基础。

　　发展实业金融先行

　　周学熙在开平矿务局遭受挫折之后，即投奔了袁世凯。袁世凯和天津为周学熙仕途步入高峰提供了舞台，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周学熙振兴实业金融先行的战略规划。这段时间，他协助袁世凯做了三件重要的大事：庚子之乱之后，受命于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袁世凯，任北洋银元局总办，铸造铜钱，三个月迅速稳定了天津的金融市场；第二，1903年，从日本考察归来，改组教养局为直隶工艺局，成为北洋官营实业的枢纽。从1903年到1908年，为旗下新建的商办企业提供直接财政资助达2088520两银子；第三，以近代资本主义银行的模式改组天津官银号，为商办企业筹集资金。

　　1902年，为了维持银根奇紧的天津金融，袁世凯在天津建立了一个官办金融机构——天津官银号(初为平市官银号)，发行铸币、管制金融市场，并且准备以此为基础，联合绅商合股开设“天津银行”。周学熙提出天津官银号添设储蓄业务和商务柜，经营官民的存款业务，吸收社会游资，扩充官银号的资本，同时商务柜开办经营工商业的贷款、贴现和汇兑业务，并且发行银钱票。袁世凯遂任命周学熙为官银号督办。

　　由官转商启新奠定基础

　　1903年，袁世凯委托周学熙收回开平矿权。周学熙建议袁世凯先收回细棉土厂，并将其更名为唐山洋灰公司。周学熙利用自己在北洋财界的特殊地位，在直隶官银号和淮军银钱所各借支50万银元作为长期低息贷款，用于购置生产水泥的国外先进窑磨设备。不久，周学熙招足商股100万元，还清了官方借款，于1907年组成了启新洋灰股份有限公司。这一年，周学熙40岁。经过近十年官场生涯，他开始了经营一个真正意义上属于自己的企业。

　　启新投产后，很快达到年产水泥24万桶的规模。为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启新还在上海、天津、沈阳、汉口设立了四个总批发所，水泥行销全国。1914年，周学熙出面向社会发行启新公司债券，以“受托管理”的名义兼并了濒临倒闭的湖北水泥厂，从此，启新水泥在国内居垄断地位。

　　启新洋灰公司对于周学熙的企业集团来说，是个开端，也是一个范本。它的成功模式在此后被周学熙和他的子侄们多次复制：政府购货、官僚庇护、国家资金。用政府官银号的贷款收回公司，待公司运营之后，则得到更多的政府政策优惠。如启新洋灰公司，周学熙从自己控制的滦州矿务公司售给启新的煤只有市场价格的十分之七；招商局运输时运价优惠；政府命令在修建京张、京汉等铁路时必须使用启新产的马牌洋灰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