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简要内容:总之,莱文认为通识教育对中国来说好处大于坏处,而培养学生这样的评判性思维和独立思维能力,对中国来说也是好处大于坏处。本科阶段到底需要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在这一观点上,中国的大学和西方大学始终有一些交锋。 |
和耶鲁不同的是,牛津大学并未采取通识教育,他认为,各国应根据国情来采取自己的教育方式,目的是一致的,就是使学生可以分析问题,有思辩的能力,而中国最缺的就是敢挑战权威的学生。
是否敢挑战权威是中西方教育的最大不同汉密尔顿说,在我的职业生涯当中,作为一个科学家,也有很多来自中国的学生在我的博士生项目里面学习,他们非常优秀。因此从教育的结果来说,我觉得东西方之间并没有太多的差别。如果要说到差异,在我看来最大的差异,是中国的学生缺乏自主的思维和创造性的思维,缺乏挑战学术权威的勇气。这也是我们要做的工作,要鼓励中国的学生成为更加主动的研究者、挑战者,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者和倾听者。不过从我自己的经历来看,中国学生也在发生变化,3月份,我来到北京,在北大和清华做了一些讲座,一些非常年轻的中国学生问了一些非常难的问题,对我进行了挑战,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变化,我们也希望这种变化能够持续下去,慢慢形成一种习惯。
英国采取的不是通识而是专业教育汉密尔顿说,在大学我们是通过课程来提高学生的才能,就像刚才前一位校长所说的,我们教育的目标,特别是一些名校的教学目标是一致的,就是使学生可以分析问题,有思辩的能力,不同的国家,有不同办法,比如在美国有很多的大学开展通识教育。英国则形成鲜明对比,采取的是专业化教育。英国的中等教育本身就非常专业化,到了高等教育也是非常专业化的。在牛津大学我们的本科生参加一些独立的学习、研究、讲座,我们有一些每周几个小时的一对一或一对二教学。可以说,这些学生面对挑战的时候,已经无处可藏了,必须要直接面对一些问题。同时,使得学习有自我学习、自我激励的习惯。牛津大学导师制的一个结果,就是在学生接受教育的同时会挑战导师的解读。可以发现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教育做法都存在着,显然我们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决方案,但有一点共性,就是我们都应该把人才当做最重要的资源,并且不断反思如何更好支持他们的发展。
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汉尼斯: 中国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最快还要20年中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差距到底在哪里?斯坦福大学校长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当前中国高校应该从数量扩张发展到质量建设上来,而中国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最快需20年。
现在到了中国大学重视质量建设的时候北京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许智宏认为,中国目前没有世界一流大学。这个说法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引起了激烈的讨论。约翰?汉尼斯认为,当前中国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在我看来主要是在质量建设上。在过去的20―30年间,中国大学更注重的是学生数量的扩张上,现在则已经到了重视质量的时候了。世界上只有少数一些大学能够成为顶级大学,中国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大约快则20年,慢则50年。在这一点上,斯坦福大学发展的例子可供借鉴,在20世纪50年代时,斯坦福并不是世界知名高校,而20年后她已跻身世界一流高校之列,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充分利用政府的资源和支持。二是重点发展工程、计算机、软件和医药等学科。三是建设硅谷,与企业之间建立特殊联系。
给中国大学“挑两点刺”如果要给当前中国大学“挑刺”的话,汉尼斯认为主要有两点:第一是课程设置中,讲座式为主,而小组讨论的方式很少,这样严重影响了学生的收获。在斯坦福也有不少中国学生,他们刚来的时候,不敢提问不敢质疑,但看到身边的其他同学经常挑战老师,自己也慢慢在改变。第二点,中国高校让学生选择专业的时间太早了。学生在18岁的时候,还不了解大学课程,更谈不上感兴趣,这时候就让他们选择专业,并灌输就业的观念,这限制了他们的视野。在我看来,本科教育不是为了让学生得到第一份工作,而是第二份、第三份工作,让他在未来的20年到30年中,获得整个人生的基础。当然也有不少以培养学生职业技能为目的的职业学校,这就另当别论了。
卓越的大学也不可能事事完美汉尼斯认为,卓越是大学的一个核心的价值观,希望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实现卓越。但在每个领域都很完美,又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足够的资源。所以关键的就是要找到重点,这个原则在每个国家都可以使用。比如在斯坦福也有这样的情况,以前也有过护士及建筑学方面的项目,但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就把这些项目都关闭了,因为没有足够的资源把它们做好。还有一种可能性,在某一个领域,你没法做到一流,但是又觉得在这个领域我必须做下去,这个时候就要针对那个领域建立一些新的策略,对它进行重造重建,可能需要新的领导,然后有一个非常好的战略规划,这才能够去保证我们所做的所有投资和资源不会被浪费。
[首页] [末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