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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内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重要转型时期。总之,20多年来的科技体制改革,对于我国科技事业持续健康的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而深远的作用。目前我国科技评价制度还不够完善,存在着重数量不重质量、重产出不重应用、重短期不重长远、重物轻人等问题。 |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重要转型时期。中央提出要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走上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发展轨道。这对科技发展提出了更加紧迫的任务,也要求在科技体制改革方面有新的更大的作为,为科技进步和创新提供良好的体制机制保障。
科技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近年来,科技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全面推进,科技结构体系不断优化,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取得新的突破,微观创新主体的内在动力与活力得到了空前增强。这主要表现在:科技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的局面基本形成,科研机构和大学的创新活力得到提高,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不断提升,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日趋活跃,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不断增强。
总之,20多年来的科技体制改革,对于我国科技事业持续健康的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而深远的作用。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如果说技术突破更多的是关注点和当前,那么科技体制则更多的是关注面和长远。从一定意义上说,解决体制机制问题远比解决技术问题更为重要,也更为艰难。目前,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势在必行,特别是在宏观管理体制上面临着比以前更加复杂和困难的问题,需要以更大的决心和意志实现新的突破。
1.科技统筹协调问题。长期以来,中国科技发展的一个重要法宝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举国体制。过去的“两弹一星”是这样,今天的载人航天工程、登月工程等也是这样。作为一个后发国家,我们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没有长久的科学技术积累,也没有完善的市场体制,要想在关键领域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追赶甚至超越,就必须有这个体制作为保障。
但是,我国目前的科技管理格局仍然还是各自为政、“九龙治水”。一方面,同样的科技工作,多个部门都在平行地行使管理或资源分配,如重点实验室、科技计划项目、高新技术产业化等;另一方面,彼此之间尚未建立起有效的沟通和协调机制,难以形成合力。这种局面使得有限的科技资源特别是人才和科技投入的效率受到很大制约。如何突破传统的科技管理格局,如何打破部门主导的科技资源配置方式,形成目标统一、协调互动的新局面,这是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应当重点解决的问题。
2.企业技术创新问题。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世界上创新能力较强的国家,无不是以具有较强技术创新能力的企业作为主要载体,如美国的微软、英特尔,德国的博世、西门子,日本的三菱、松下,韩国的三星、现代等。特别是在全球化的市场环境下,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培养起拥有核心技术和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企业,将很难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
近年来,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得到了明显提高。特别是2006年全国科技大会以来,随着国家一系列鼓励创新的政策逐渐得到实施,许多企业开始走上创新驱动的发展轨道,大量地投资研究开发,大量地吸纳科技人才。但从总体上看,企业的创新动力仍然不足。据统计,2008年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经费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仅为0.84%,而发达国家同类企业一般都在3%以上。中长期规划纲要提出,要把建立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作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突破口,这个突破口就在于体制变革――让市场竞争更加充分公平,让企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竞争主体,让创新资源特别是科技人才更多地向企业集聚。
3.科技评价问题。今天的学术研究早已走出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那种清教徒式的个人偏好,已经形成了一种完整的制度建构,形成了学术界自身以及与外部之间的契约关系。因此,对于这种特殊职业的规制和引导就不是可有可无,而是一种基本的要求。可以这样认为,科学合理的科技评价对于中国科技发展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目前我国科技评价制度还不够完善,存在着重数量不重质量、重产出不重应用、重短期不重长远、重物轻人等问题。比如,科研单位和大学大都以发表SCI论文作为“最硬”的评价标准,这种简单化的评价机制最终会将学者“逼上梁山”――为发表SCI论文而研究。再比如,对于不同类型的研究缺乏科学的分类评价,采取“一刀切”的模式,导致研发活动的重复分散和行为扭曲。在这种评价导向下,我们可能很难期望有多少人愿意做“十年磨一剑”的研究。
4.学术行政化问题。自近现代科学技术发端以来,科学共同体就自成一家,形成了以平等、自由和开放为内涵的独特学术文化与价值取向。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回顾自己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学习的经历时,就曾特别谈到与自己的导师、世界著名火箭专家冯枸卡门平等对话的情景。可以说,学术自由是学术的生命之源,也是学术能够不断发展的根基。
然而,目前我国学术行政化和科层制现象仍未消除。在机构层面上,一大批拥有行政级别的研究机构、大学院系,一大批拥有行政级别的院所长和享受部级待遇的院士,使得中国学术界“官气”十足。在这种情形下,学术权力让位于行政权力,学术资源受控于行政权力,学术界自由的空间和自律的功能被削蚀,作为科学精神内核的正常学术批评受到抑制。这个问题的根本解决,有赖于自上而下的改革行动,其中有些问题必须通过改革政府和研究机构的行政管理行为,才能真正取得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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