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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处常德道东首的庭院,永远都显露出幽深静谧的神秘感。夏秋季节,院墙周围的大树会用繁茂的枝叶将庭院中间的小楼隐藏起来,只有当一袭微风吹过,树影婆娑间才隐隐看到红顶的二层别墅优雅地静立在院子中间。
《天津近代建筑》一书对常德道2号的建筑特点有详细描述:
该建筑为二层西式楼房,混合结构。小肋空心砖楼板,红砖清水墙面,占地4336.80平方米,建筑面积1238.27平方米。
正门门厅铺彩色大理石地面,两侧有穿衣镜和衣帽龛,门厅入口有两根水刷石饰面的圆柱承托着梳形拱券井字格式筒顶,线条流畅,做工精美。南立面两侧为明廊,中间是露台。明廊上是铁栏杆装饰的阳台,屋顶是由挑梁支托的大挑檐筒瓦多坡顶,台基为水泥砂浆断块饰面。
一楼过道及各房间为人字地板,三槽窗,镶板木门,有筒子板。有的房间顶棚梁和小肋用菲律宾木板包镶,房间各有不同式样的花饰,设有不同风格的壁炉。一楼客厅墙身由四组成双的附墙西洋古典柱式组成,双柱、双梁,周边镶嵌花饰。
二楼卧室带阳台和卫生间,条形木地板,顶棚饰以线条和周边花饰。有的房间为小井字梁顶棚。二楼走廊附墙壁柱为罗马塔司干式。
该建筑门厅、走廊和各房间尺度合宜,比例匀称,雕刻精致。建筑周围是绿树成荫的花园,具有欧洲庭院式住宅建筑的风格。
关于这个庭院的主人,最广泛的说法是:张福运旧居。《天津通鉴》上记载,1932年11月24日,张福运以谦静堂的名义从先农公司购得6.457亩空地,于1935年建成。天津沦陷时被日本人住用。1946年,房主更名为李国秦(张福运之妻)。后张福运、李国秦相继去香港,将房屋交由林鸿赉管理,复由普丰洋行经租。1952年交由市房地产部门予以代管。
日前,记者采访林鸿赉之子林放时,林放向记者讲述了“老友临别赠豪宅”的一段往事。林放介绍,林鸿赉与张福运同为清华同窗,林早年在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工作的时候,与同在上海居住的张福运夫妻关系很近,两家经常往来。张福运的夫人李国秦据称是李鸿章的孙女,出身名门,家境殷实,张福运在天津常德道购买的这块土地据称实为李国秦出资。李国秦没有生育,但特别喜欢孩子,对当时只有七八岁的林放格外喜欢,认他做了“干儿子”。在林放的记忆中,李国秦中等身材,皮肤较白,性格温和,是典型的上海贵妇人样子。林放与“干妈”一年见不到几次,但只要见面,“干妈”就会带来礼物,还有很多糖果。
1947年,张福运赴香港前,因与林鸿赉是多年的同窗、同事、挚友,故将常德道2号的房地契交予林鸿赉办理过户赠与手续,作为临别纪念。但林鸿赉当时在大理道已经购置了房产,因此常德道2号的房子,他一天也没有居住过。林放回忆,当年他曾经随父亲去过常德道2号几次,房屋内部装修豪华,生活设施一应俱全,按现在的话讲就是“拎包入住”。院子平时大门紧锁,只有一个看院子的老人。新中国成立初期,清华大学校友联谊会曾在院子中的草坪上搞了一次联谊活动,朱继圣、杨天受等30余位清华校友参加了活动。
与林放的叙述不同,关于常德道2号的身世,民间还流传着另外一种说法:这是宋子文或孔祥熙的房产。林放曾告诉记者,张福运夫妻购买了这块土地后,在这里盖房子,但是他们夫妇却一天都没有居住过。按照时间推算,这处房产建成于1935年,建成后不到两年多的时间就遭遇了“七七事变”,于是按照记载,日本人占领了这所房子。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张福运夫妇也没有回到这所原本属于他们的房子,而是当时的国民党天津市委将这里从日本人手里面接收之后,即作为了军政人员的办公地点。一位八十多岁的老者向记者透露,1945年天津市接受日本投降的指挥部就设在常德道2号,而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到天津,也都是居住在这所小楼。从1935年建成到新中国成立,房屋的“主人”张福运一天也没有居住过,一天也没有出现过,这不得不使人产生怀疑。因此,民间流传的另一种说法认为,这所房子应该是宋子文或孔祥熙在津的私人寓所,假借张福运之名而已。就宋子文与孔祥熙二人而言,民间认为从与天津本地的关系来看,孔祥熙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记者马樱健
后 续
大理道57号
“潜伏谍报博物馆”明开馆
大理道57号,曾是国民党军统天津站第一任站长王天木的居住地,也是全国热播电视剧《潜伏》剧中主要人物的原型曾经活动的地点。明天起,全国首家以潜伏谍战为鲜明主题的公益性、非国有博物馆——“潜伏谍报博物馆”将在这里正式对游客免费开放。
谍报博物馆通过珍贵实物、历史老照片和生动的文字,向观众介绍了两大部分内容: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潜伏斗争;二是中国国民党的军统、中统特务组织的客观介绍。
在红色潜伏部分,突出展示了以下几大板块:被周恩来誉为叱咤风云的“龙潭三杰”,坚持地下斗争的中共北方局主要领导人,“中共十大红色卧底”,“平津战役中的谍战风云”,革命先烈吉鸿昌、赵天麟等人的被害经过,曾经在天津留下红色足迹的老一辈革命家,忘我投身于潜伏谍战中的红色女英雄等等。
展览内容还包括军统、中统特务组织的历史发展和重要人物如陈立夫、陈果夫、戴笠、毛人凤等以及军统在天津的活动情况、女性间谍人物、日本大特务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在天津地区破获的日、美等国家当年在天津活动的特务组织与间谍分子等。这栋小楼的原主人王天木曾是戴笠手下的六大得力干将之一。
本报“天津小洋楼”(4月13日)第67期曾对大理道57号进行过详细报道。
反 馈
范权诊所
门前常亮“十”字灯
在之前的报道中,本报曾介绍过位于常德道24号的范权故居,报道中提到范权曾在睦南道开设私人诊所。今年76岁的读者冯先生看过报道后打来电话,称范权还曾在桂林路开设诊所。据冯先生回忆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事情,当时他是一名三轮车夫,靠在天津市蹬三轮拉散客为生。凡是因孩子生病坐他三轮的家长,往往都是去桂林路的范大夫诊所。冯先生没见过范权,但对范权记忆深刻,因为坐他车去范大夫诊所的患儿家长太多了;冯先生也没听雇车的客人们直接夸奖过范权,但冯先生坚信范权一定医术高超,不然大伙不会都奔那儿去。范权的诊所晚上也营业,拐进桂林路一个狭窄的胡同,暗夜里,一眼就能看到诊所前的明灯和醒目的“十”字,那时候,冯先生都会替生病的孩子们松一口气。记者李宁记者苏莉鹏专家支持金彭育摄影记者崔跃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