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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上的金梁,是个典型的清末“遗老”,有些迂腐。可是他一生中却数次做出“惊人之举”,少年时请杀大学士荣禄,中年时建议开办“皇室博览馆”,老年时更是私自篡改《清史稿》,把他的“贼大胆”发挥到了极致。
金梁旧居在重庆道上靠近民园体育场的一排三层小楼中间。这排小楼的“平窨子”如今大多被改造成各式店铺,而金梁旧居的这一栋,是“国酒茅台”的一个经销点儿。销售人员很热情地把记者迎进店堂,当听说店堂的楼上曾经居住过一位清末著名的“遗老”时,年轻漂亮的销售员兴奋地睁大了眼睛。如果品酒的同时还有故事可以听,岂不更加优哉游哉。
只是台阶之上,如今的住户早已不知道“金梁”是何许人也。那个固执甚至有些偏执的老头儿,留下了一部最具争议的《清史稿》,功过是非,但凭后人评说去吧。
请杀荣禄名扬四海
金梁出生于杭州新龙巷的新衙,自幼受过良好的教育。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中举人,1904年中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大学堂提调、监察御史、内阁中书、内城警厅知事、奉天旗务处总办等职。
清末沈曾植所称“三上万言书,以忠直名海内”,说的就是少年时代的金梁。汤寿潜《戊戌上书记书后》一文曾详细记叙了这一事件:金君梁满洲瓜尔佳氏,伏阙上万言书,言词激烈,指斥宫闱,且直诋时相,请杀之以谢天下,万口喧传,中外名人争以一见颜色为荣幸。
文中所说的“时相”指的是与慈禧一起发动戊戌政变的大学士荣禄。荣禄也属瓜尔佳氏,时身兼将相,权倾举朝,号为宠臣。金梁上书后不久,翰林院编修沈鹏也冒死上书,要求朝廷改弦更张,归政光绪,并处死荣禄、刚毅等奸臣及太监李莲英。不久天津《国闻报》刊登了沈鹏的言论,举国上下为之震动。恼羞成怒的慈禧颁布上谕指斥编修沈鹏“丧心病狂,自甘悖谬”,衣冠败类,即著革职,永远监禁。
后人将金梁与沈鹏二人相提并论,他虽为满人,却能与沈鹏一样敢于在守旧势力猖獗一时的环境下主持正义,上书请杀权臣荣禄,这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十多年之后,慈禧因民政部保举召见金梁时,再度提起此事仍然“怒目相对”。
主持汉译《满文老档》
《满文老档》系记录清太祖、太宗朝史事的珍贵文献,清入关后由沈阳带进北京。原档四十册,都是用无圈点的老满文书写。乾隆中期曾命令用新、老满文各重修两份,一份存在北京的皇宫里,一份藏于盛京故宫的崇谟阁。《满文老档》深藏在内府,世人无缘得见。而最早将其译为汉文传世的,就是金梁。
清末,金梁主管盛京内务府事物,借职权之便阅览了崇谟阁中大量藏书。崇谟阁位于盛京宫殿大内宫阙西所的后部,乾隆四十五年老档从北京运到盛京后,除内务府杂役定期晾晒通风外,无人可以接触。
1912年,日本人内藤虎次郎闯入奉天故宫,以搜集史料为名,将崇谟阁老档全部盗拍后带回日本进行翻译研究。金梁对此颇为紧张,认为汉译工作迫在眉睫。在金梁的自述中有这样的描述:原曾将老档录出副本,至1916年,延请满汉学者十余人参与翻译,二载始脱稿,分装百册。从中摘录若干段,分上下两编出版,即传世之《满文老档秘录》一书,实为汉译老档选刊本,尚不是全帙二十分之一。其余译稿后散佚。北京故宫博物院张溥泉后来从沈阳的旧书摊上购得其中二十六册,以《汉译满洲老档拾零》之名,连载于1933—1935年的《故宫周刊》上。这两种老档译本互相参照,是几十年来研究清史、满文史学者的重要史料,金梁主持汉译功不可没。
复辟之心修史以寄
民国成立后,“遗老”金梁对复辟始终心存幻想。政治上无法实现抱负的他到了老年便将复辟之心寄托在“修史”上。
清史馆自1914年设立,至1926年开馆十余年前后有百余人参与撰修,但由于所处南北军阀混战的动荡时局,修史的过程变得异常艰难。1926年,张作霖控制北京时,清史馆的馆长为赵尔巽。转年,赵馆长去世,柯劭忞兼代馆长,袁金铠负责校刻事宜。
袁金铠与金梁为旧时好友。在赵尔巽馆长去世之前,袁金铠曾为金梁向馆长求一协修馆名,但金梁未被赵馆长看重,只充当了一名校对。校对属于普通工作人员,不参与史稿的撰写。而这时,赵馆长已经去世,金梁入清史馆的野心也就渐渐显露出来。
依照史稿原有安排计划,史稿的刊印,首先应进行校阅,后呈馆长审阅,再进行付印刊刻。继任馆长柯劭忞与袁金铠意见不合,“不阅史稿,即付金(梁)手,金几执全权,随校随刻。”很多稿件根本没有进行仔细审阅,几乎是原稿即付印。1928年,南方革命军已攻至北京城,此时史稿已印出前50册。由于战争的缘故,金梁在自己的寓所完成了后81册的印刷,共印刷了《清史稿》1100部。金梁将已印成的四百部运往东北。乘时局纷扰之际,金梁偷偷将原稿进行了增改,对于卷首的职名也任意开列,还擅自称自己为“总阅”等等。所有的改动都没有向当时的馆长柯劭忞汇报核准,任意发刊,无人知晓。
1928年6月28日,清史馆由北京故宫博物院派员进行接收。金梁篡改《清史稿》的事被发现,有关人员对剩余在清史馆的700部史稿中的篡改部分进行抽换,修改伪本之谬,重行刊刻。前四百部由于金梁已运往关外,来不及收回改正,便有了“关外本”与“关内本”之称。金梁在东北根据后人对《清史稿》的批评以及关内本对初印本某些明显错误的更正,对关外本的《清史稿》进行重印,又称“关外二次本”。
对于篡改《清史稿》一事,金梁自己并不认为有太多不妥,“余一切不问,遇事但以史例衡之,有合史例者用之,不合史例者舍之,久始稍定。而余既负校刻之责,又兼总阅撰稿,误者正之,阙者补之”。然而,经金梁篡改的史稿终究带有强烈的“金氏”倾向,这位一心向往复辟的晚清“遗老”篡改后的《清史稿》,因“反革命、藐视先烈”等十九项罪名被南京民国政府永久禁止发行。
首创东三省博物馆
二十世纪初,欧美各国兴办博物馆之风成为一种潮流,并且自西而东吹进了中国人的头脑中。
盛京故宫是清代三大皇家文物宝库之一,收藏古瓷、书画、宫廷陈设品等近十万件。1908年,金梁任奉天旗务处总办,负责清点守卫盛京故宫藏品。金梁在清点整理藏品之余,有意将精品区分陈列,以供欣赏。金梁先在瓷器库内选择优质瓷器精品,安排展室摆放整齐,以满足部分奉天中外人士的参观要求。金梁的这一举动,得到了各界的广泛赞誉。
金梁认为故宫藏品精且多,如果用来创办博物馆,既符合时尚的要求,又可免于藏品外流。于是他多方奔走,着手筹措,并得到了东三省总督锡良的赞许。金梁虽为晚清“遗老”的代表人物,但是思想也有其“先进”的一面,而大力推行筹办博物馆的意图,金梁个人似乎更倾向于后一种作用。宣统二年(1910年)八月,金梁撰写奏折,建议在盛京故宫文溯阁前空地创建皇室博览馆,然后以锡良的名义向摄政王呈递,但朝廷无暇顾及这样的事,一时间并没有准许。不久,金梁调离,筹办博物馆的事再无人过问。
时隔近二十年,金梁重返故宫,终于得偿所愿。1926年,奉天省政府决定筹建东三省博物馆,历时两年进展缓慢。1928年冬,以教育厅长、沈阳市长等人重组筹备委员会,几经斟酌,最后选中金梁为委员长。金梁接到省长翟文选聘书后,欣然赴任。二十年岁月匆匆,此时盛京故宫所藏珍品,大部分在民国初年被运往北京,所剩无几。金梁用半个月的时间,将旧藏銮驾、祭器、乐器、文具、武备等在崇政殿及清宁宫等处陈列就绪。1929年4月,东三省博物馆正式开放,昔日宫阙禁地,转眼间变成一个开放的文化小区。直至九一八事变爆发,金梁一直在博物馆主持馆务。在金梁任职期间,他增设陈列室、制订博物馆章程等,尽心竭力,成绩斐然。
档案
金梁旧居
重庆道52号
特点:该楼房建于上世纪20年代,是砖木结构的连体楼房,呈坐椅形,坐北朝南,朴实无华。外跨水泥楼梯直上二楼,拱形门厦,铁艺木门,三槽窗。一楼为平窨子,楼内房间宽敞,设施完善,住用方便。
金梁(1878—1962),号息侯,又号小肃,晚号瓜圃老人,杭县(今杭州)人。满洲正白旗瓜尔佳氏。光绪三十年(1904年)进士。历任京师大学堂提调、内城警厅知事、民政部参议、奉天旗务处总办、奉天新民府知府、奉天清丈局副局长、奉天政务厅厅长、蒙古副都统等。民国成立后,任清史馆校对。后经张作霖保荐,任北洋政府农商部次长。九一八事变后来津,与清朝遗老组织“俦社”、“城南诗社”等各类团体。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典守沈阳故宫古物。新中国成立后迁居北京,在国家文物部门任顾问等职。专家支持金彭育记者马樱健摄影记者王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