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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一个在中国媒体的报道中并不多见的浙江城市———温岭,进入美国媒体的视野,关注这个县级市正在实施的一场基层民主实践:民众参与市政府预算制定。在温岭,这里正走出一条新路:温岭民众可参加市政府的预算制定听证会,向政府建议该如何花钱。美国记者称,温岭地方政府尝试预算民主,也旨在解决当地在发展过程中涌现的社会矛盾。(5月16日《新京报》)
一个国家好比一个家庭,如何花钱当然是一件再大不过的事。钱怎么花,是否花在刀刃上,需要家庭每一个成员坐下来反复商量、好好琢磨。如果掌握着花钱权力的“当家人”不顾全家成员的切身感受,不计家庭长远利益,始终以一副“家长”的威严示人,这无疑是对全家人早出晚归、千般辛苦攒下来的钱的不敬。这样,不仅家人会因之离心离德,继而生发权利旁落感,而且最终会使家庭财政走向衰败。
治国与兴家道理相通。而今,我们在财政如何花上,已经在制度层面生“病”了。年年各级人大代表在有限的一两天甚至一两个小时内的人头攒动的“两会”上,那本厚厚的专业的财政预算报告,不仅“看了白看”,而且根本就看不过来。更让人忧虑的是,预算审议常常遭到人大代表们的冷场,代表们对“看了白看”的预算报告压根儿就不来劲,对“看不懂”和“看不清”也未产生本该有的反映。如此一来,各级人大审议预算就难免流于形式。
正因为如何花钱是国家之头等大事,所以发达国家才对政府花钱,控制和监督得极为严格,甚至可以说苛刻,凡是政府动用纳税人的一分钱,必须经议会仔细甚至漫长地审议批准。议会审议,正是解决政府与人民间财产关系的重要的宪法关系。“无代表、不纳税”,这是英国从《大宪章》以来开创的民生法治传统。该理念如今已被大多数国家接纳,并植入监控预算的常态机制中。管好政府的“钱袋子”,就是对政府的财政权力的制约与限制,从而保障了公民财产权与依附于其上的基本人权。
梁启超先生早在1910年就撰文道:“从预算可窥一国政府的施政方向,这是政治,而非经济所能概括。”史料记载,在内外力推助下,清朝政府曾不得不成立“资政院”,此系中国议会之胚胎,该院成立之初,议员们审议时据理力争,最后竟迫使历来不可一世的“皇权”退步,将原预算3亿两核减至7千万两,这使得清朝岁入总额盈利。一个像孩子般稚嫩的“资政院”,都能如此作为,硬将财政水份拧走那么多,难道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历经数十年发展还不及它之威力?
之所以各地人大审议预算时,难见拧干水份之举,原因固然较多,但根源还是许多地方的“官员代表”过多所致。不少人不仅是人大代表,往往还是一地或一机关的“一把手”或“二把手”。一些地方的官员占人大代表人数的比例高达80%以上。由各地各单位领导组成的人大代表,难免会在审议预算会上装糊涂。于此,如何让公众参与到审议预算的方阵中来,并形成一种尊重纳税人意见的制度程序,尤显紧迫。而温岭的首吃螃蟹,理当触发更多地方全速跟进。 (作者周明华)